当前位置:首页 > 文学 > 大洋笔会 > 东东

东东

来源: 作者:陶洛诵 时间:2003-10-14 14:39:17 点击: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小男孩时,我绝没想到有朝一日他竟是改变我的命运的人。

赵京兴被牟志京在《拍婆子与黑格尔》一文中称为“叛徒”,事情经过如下。

“四中的赵京兴、刘力前因一篇我们选用的文章,深受罗克的赏识,力主邀请加入,不想在第五期加入,第六期就退出,给报纸带来不小的损失。”这是牟志京本人的文章《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中的一段原话。赵京兴,刘力前是四中初中三年级学生。现在赵京兴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学家,刘力前则在美国有着好工作,收入颇丰。两个人都是公认的才子,一个在社会科学方面,一个在自然科学方面。

一九六六年血洗北京的“红八月”后,“中央文革”号召平民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赵京兴,刘力前在班上成立了个“红旗”战斗队,这个战斗队曾为继承毛泽东率领的长征精神从北京出发,徒步走到过延安。由此可见其思想之正统。

在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后,赵京兴,刘力前领导着“红旗”小组立即反戈一击,到西便门印刷厂去抢正在印刷的“中学文革报”,并在反面空白处印刷“红旗”反叛“中学文革报”的声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让人十分气愤。

不知道是谁给我看了印在报纸后面的“红旗”声明,冲动之下我只身去四中找他们兴师问罪。

刘力前没作任何解释,“战斗组”还有几个成员亦不出声,只有一个个子不高,说话尖声尖气的小男孩,眉清目秀,皮肤细细白白象个小姑娘担任接待员。他具体说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说“杨友真不同意这么做”。看着这个小男孩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说出自己的意见:“你们退出就退出,何必抢报纸呢?你们写声明可以用别的纸,何必非在报纸反面呢?”参加“中学文革报”有危险人所共知,尤其是“中央文革”已让戚本禹表态,这些初三的孩子哪经过这阵仗?小男孩(我现在给他起名叫“东东”)不知该怎么答复我,说带我去找“红旗”首领赵京兴,我随他去了赵家,找到赵京兴,东东不知什么时候离去,在我一番义正词严下,赵京兴承认自己很茫然,思想很混乱,他说“刘力前的姐姐找我谈话,我认为很对,我这样做是为了让‘红旗’战斗组的同学别倒霉,至于我,愿意陪着你们一块儿倒霉。”临走时,还把胸前的毛泽东纪念章摘下来送给我做纪念。

赵京兴是个很复杂的思想家,本文不想对他做过多的评价。

我想谈的是东东,这个可爱无比的小男孩。

东东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家庭,父亲母亲都是大学生参加地下工作,搞学生运动的白区革命者。“文革”一爆发,在北京市委的父亲率先被隔离审查,母亲是某外院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差点儿被学校的“红卫兵”活埋。

十五、六岁的东东则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

后来我打定主意,想让赵京兴成为遇罗克的继承人,也确实使赵京兴对研究“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次赵京兴提议我一起去东东家看望东东。

失去父母的东东一家被安置在东四猪市大街一个大杂院里。东东的妹妹只有七岁,东东见我们来,跑出去买了一片猪肉托回来,想请我们吃饭。

 

造化弄人,十几年后,我带着孩子再次遇见东东,他家已被安置在我家斜对面的胡同里一所十分讲究的大院宅中,门口还有传达室,就差警卫员了。他的父母都升了官,他的父亲兼职北京市委右派摘帽办公室主任。

东东还是东东,他的纯真依旧,他的善良依旧,他是一个具有天下苍生一律平等思想的普通平民百姓。他对我和赵京兴关系恶化十分遗憾,对我的境遇由衷地同情。

当时生活中除了马德升、乔雪竹,就是东东。

东东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燃料方面的研究生,他当过工农兵学员。先在陜西延安地区插队,喝水要靠毛驴到二十里外的地方驮,水非常金贵,他经常二十天不洗脸。因为表现良好,被当地老乡在一九七二年推荐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主动请求分配到西藏,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后,从西藏考回北航。东东就是这么个优秀的青年。在我心中,他永远是四中那个说话急促的小男生。

因为住得近,过条马路的距离,他经常来我家玩,有时候碰见我那些具有自由思想的朋友,爱开玩笑的乔雪竹直接了当地问:“东东,爱陶洛诵吗?”东东抬头看我一眼:“不敢说爱。”我心里闪过怜悯之情,东东被吓怕了,那次,他激动地搂我一下,这突如其来的动作使我一惊,我猛一挣脱,东东嗫嚅地说“你真美。”看我生气的样子,东东说:“以后你还理我吗?”我说:“只要你不再这样。”东东就是这么个乖小孩。

我从未把他与我那些具有自由思想的朋友混为一谈。他是正统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乔雪竹见了东东,说让东东帮她抄小说稿子,我虽觉得不妥,还是应乔之托对东东说了,东东居然二话没有的答应了。赵京兴听到此事觉得不可思议,说:“人家东东可是个研究生啊,让人家抄稿子,不合适吧。”把这事儿给制止了。

东东一点架子都没有,凌晨五点钟穿着件棉袄到北大医院帮我给儿子挂牙科号,一直等到八点钟才挂上,他怕我去不安全,太早了。

我自己则忙于社会活动,遇罗克平反后,遇罗文回到北京(从东北劳改农场提前释放)。下一步是为罗文爸爸遇崇基先生平反,他被冠以“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一直没摘帽,外加“历史反革命”,因为在伪满州国铁路上工作过。他从五七年被开除工职,送去劳动教养,就没了工资。

我忽然想起东东的爸爸是“北京市委右派摘帽”办公室主任,我对遇伯母王秋琳女士说:“我有位朋友,他爸负责给右派摘帽,您看……”性格爽朗的遇伯母听我说完,高兴地说:“正用啊,太好啦!”

我把东东带到十三条,与十四条中间罗圈胡同遇家,将东东介绍给遇伯父遇伯母。

自从一九六六年“红八月”后认识遇罗文,他家的经济支柱就是遇伯母,但他们家从不狼狈,任何艰难困苦情形之下,都能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遇伯父能平反,恢复工资或拿到水电部的赔偿金退休金,将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给遇家进行平反的警察对遇伯母说:“我们是代人受过,‘四人帮’在台上时,我们不是被下放,就是轰回老家,我们也是落实政策后才回京的。”

有警察对遇伯父说:“光您的材料就有好几平板车,看也得看一气儿吶。”

东东跟我说,他天天回家跟他爸吵,催他爸快办。我请他千万别吵,我知道他小孩脾气急,别惹恼了他老爸,适得其反。

遇伯父的问题终于澄清了,“极右派”的帽子摘了,工资补发,并有赔偿金,工资的数额比以前少几十,但已经很不错了。

遇伯母为了感谢东东的父亲,买些礼物送去,被悉数送回。

遇伯母给我几百块钱,我交给妈妈买了台黑白电视机。

遇罗文和张富英结婚,婚后不久生下一个儿子。我和东东最后一面是他在街上告诉我,他正联系出国。

好久我再没见着东东。

一九八六年,我在银行上班时接到一封从外国寄来的信,起先我以为是师大女附中同班同学张镭寄来的,后来见到落款是东东,从澳大利亚寄来的。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澳洲的蓝天白云、农庄、牧场,我看到自己的前景。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我如愿以偿抵达澳大利亚。

分享到:

相关阅读:

评论信息

最多输入150字
验证码
分享到:
条记录 /页  首页   尾页  

最受欢迎文章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