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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青之歌”说开去

来源: 作者:张培强 时间:2017-05-19 10:50:27 点击:

看了我们的中学班主任朱纯老师和有恒(大学同学)发的视频“知青之歌”,听了任毅讲述其当年因创作“知青之歌”而遭遇的人生打击,很感慨,这就是那个年代呀!那个我们曾经经历的“火红的年代”。

兆平(大学同学)说,他听到“知青之歌”时,他在安徽的农村插队。他说,那个时候,觉得这首歌讲了他们的心里话,感同身受,所以很喜欢唱。

我比兆平小了三届。他是属于老三届,我是属于新三届。我听到“知青之歌”时,是在我们下乡学农的时候。

现在再来听听这首“知青之歌”,尽管年代久远,但感觉依旧。就像兆平所评价的:如泣如诉,哀婉动听。且“知青之歌”旋律比较简单,容易学唱。它内中的歌词,那对青少年学生时代的追忆怀恋,对故乡的思念,对眼前现实生活的无奈,以及对前途的渺茫,无一不道出了当年知青的心情,讲出了他们共同的心里的话。我想,这大概也就是这首歌,之所以能在当时会风靡全国,不胫而走,口口相传,在千千万万的知青中产生共鸣,引起反响的原因。

而从“知青之歌”的产生到它的传播,到它的广泛流行,我们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文化艺术是多么的贫乏。且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的是,就这么一首不带有黄色情调,不带有任何反动内容的歌曲的原创作者会因此而被逮捕关押,甚至还差点掉了脑袋。还是那句话,这就是那个年代呀!

那个时候,像“知青之歌”一样,那些原创的,不符合当时时代要求的文学作品,也就只能以手抄本的方式,在民间,在地下通行。记得当时流传较广的手抄本有《塔里的女人》《一只绣花鞋》《梅花党》《少女的心》(此书确是色情读物)等。

当我看到《塔里的女人》和《少女的心》时,我已经中学毕业,在工厂里做工了。那时候不仅是这些不能公开出版的书,以手抄本的形式出现。就是那些名著,因为当时已不再版,成了稀贵之物。所以有的也被人用笔,一字字地手抄了下来。我就曾阅读过一本手抄的拜伦的“唐璜”。想想也真不容易,将这么厚的一本长卷诗,给工工整整地一笔笔,一页页地誊抄下来,也真的是要有点毅力的。

那个时候真的是个文化荒芜时期。有一阵时间,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在私下成了人们抢手的读物。但当时那本书很难找到,真所谓“一书难求”。物以稀为贵,如果一旦真的找到了此书,要想借阅,得付重金。

那个版本的《基度山恩仇记》共有四册。那时候,我在工厂当电工。一次,我的一个要好同事借给我第三册看。我们电工组当时有一个从青岛来我们厂实习的姑娘。姑娘人很活泼,颜值很高,加之从小就学舞蹈,身材很好;而且人很聪明,伶牙俐齿,也喜欢看书(她曾对我说起,她读《牛虻》这本书,读了三遍,哭了三遍)。我就将这本《基度山恩仇记》借给她看。她拿了此书坐去公交车上看,结果被她周围的乘客发现了,他们都惊奇得不得了:一个漂亮的“女神”(照现在的说法)在看一本百金难求的书。这就像是一道奇特的风景。当她把人们的惊异告诉我时,我真的有点得意。我感觉到了她认为我有能量,怎么能搞到《基度山恩仇记》这本书的?

那时候,当局对那些不合时宜的手抄本和读物的禁止和追查非常严。七二年,我们中学毕业,按家里的条件被分配进不同的地方部门。我因为有两个姐姐,一个去了自己老家宁波插队入户,另一个“一片红”,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我成了当时的说法叫“独留”,自然地被留在上海,进了工厂。同班同学有的被分配去了上海郊县的农场,有的被分配去了外地的工矿企业。

一次,在火车站送走了一个去外地工厂的同学后,我很有感想。那个时期,正值中国和当时南越阮文绍的军队在西沙打了一仗。诗人张永枚写了首叙事长诗“西沙之战”,轰动一时。长诗成了当时人们所喜爱的文学表达形式。我回家后,也就我们同学的友谊,追叙了往事,模仿着也写了首长诗。

那是个夏天的晚上,天气很闷热。我和我邻居,也是我的一个要好同学一起去附近的北火车站散步乘凉。他知道我写了这么一首长诗,临出门前,就告知我,带上它,他想阅读。

到了火车站广场,他想去一下对面的厕所,就要了我写的那首长诗去看。不料,当我把那写着这首长诗的几张纸递给他时,被正在广场上巡逻的两个警察看到。之后,当他走出厕所时,警察就走了上去,问他要那几张纸。他将那几张纸给了警察。其中一个警察粗粗浏览了一下纸上的内容,说,是写火车上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将我们两人带进了火车站的公安警察所。

在警察所内,由一个当时的负责人——他三十来岁,穿着便衣,坐在办公桌前,来处理我们的事情。他先是问,谁写的?我那要好同学毫不迟疑地指着我,说,“是他写的。”我当时就有一种被人出卖了的感觉。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说和他一样的话,做出和他一样的行为,所以你不能说他是错的。但我总感觉我是被人出卖了,这种感觉真的是不好受。

那个负责人,仔细地看了我写的那首长诗,然后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写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你应该去写写像金训华(一个在抗洪抢险中牺牲的上海知青,当时被树立为青年英雄榜样)这样的英雄事迹。接着他把那几张纸折叠了起来,交回给了我,说,收好它吧,为了写这个,你也花了心血。

这件事过去至今都已是四十多年了,但我现在想起,还是会很激动很有感触。即使在那样的年代,还是有着那么一些有理智,明是非,通情感的“掌权人”。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人,才使得在那个被陈伯达结论为“疯狂”的年代中,还保持有那么一些难能可贵的理性。这就像夜中,那天上闪烁着光亮的星星,从而使得大地不全被黑暗所侵吞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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