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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从老皇历中走出来的人

来源: 作者:周凯纯 时间:2017-07-26 13:08:47 点击:

                                     (十七)

二月里桃花开得正旺,好象一片朝霞染红了广州古城,姹紫嫣红格外妖娆。沁人心脾的花香飘到潘姨的鼻子里,可潘姨感觉自己呼吸的是一股血腥和恐惧的空气, 因为彼时她的心灵正处于压力和烦躁之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她知道,属于她的那场风波将要来了。

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带着两名保卫科干事,把潘姨扭到南方大厦的职工大会堂,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宣传部长宣读了潘姨反党反革命的思想后,告诉潘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求潘姨承认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承认自己是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潘姨觉得一切是那么的熟悉。曾几何时,她看到跪在她面前的人,她以为她脱离了奴隶角色,她以为她当上了主人,是站起来的主人。可如今她又沦落为双膝跪地,她到底是奴隶还是主人?或者何时是奴隶,何时是主人?

潘姨感到非常屈辱,她开始思考,中国解放不是为了让人民平等、自由,拿回属于人民自己的人权吗?潘姨问宣传部长,谁给你权力如此对我?宣传部长说,我代表权力要求你坦白。随后一个大耳光煽过去,潘姨的脸上立刻印上了五道红印。潘姨当时并不明白,在人治社会,无论你触不触犯法律,你都必须要向权力屈服。人治国家的人是跪着的,权力说“是”就是“是”,不需要法律,不需要打官司,不需要法治部门,随时一个人就可以批斗你,惩罚你。潘姨看着批斗他的人面目狰狞,而台下黑乎乎的一大片人没有人为她的无辜说一句话,好可悲。她什么都没有做,她只是没有搬去陪伴书记,她只是说了一句不怎么好听的话,她就反党反革命。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一切是多么荒谬。

我读中学时读《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说过中国人没有高尚的情操,也不相信别人有。以己度人也算是中国人的丑陋。此时,宣传部长苦苦相逼,要潘姨交待一切罪行。潘姨此时也拧上了,她说,我没有反党反革命,我只承认群众基础不好。潘姨无助地呐喊着。

第二天,潘姨的批斗大会,潘姨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反党反革命,我承认群众基础不好。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无论怎么审讯,潘姨依然还是那个供词。

两个星期后,悉尼书记过来批斗大会,看到头发凌乱,苍白无力的潘姨摇摇欲坠地跪在地上。她和两个部长说,放了她,把她的材料交上去,让上级领导指示。

潘姨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离开了工作单位。天又下起了毛毛小雨,雨水泡进绳子肋住肌肉的伤痕,痛得直打哆嗦。她走到了珠江边,只见水上人阿花的船头插有一枝青竹,青竹的竹尾叶上挂着一块长条白布,那白布是潘姨送给阿花的。阿花和父母都身穿麻衣,手戴孝纱,船头摆着红色米糕、酒肉,阿花父母在船头对着沙滩祭拜,之后把香烛纸钱全火化在沙滩上。

潘姨一看这个状况,便知道阿花的奶奶去了。她忍不住眼泪就流出来了。批斗了她这么多天,她没流一滴眼泪,而此刻眼泪就好象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出来,她好象看到前些天奶奶触摸着布条时的笑容,希望那布条能够有如奶奶希望的一样牢牢地裹住她的尸骨。

阿花默默地把一包东西拿给瘫坐在岸上的潘姨,潘姨拿起包后缓缓地离开。她拆开包,红色米糕,一条毛巾,两截红头绳,两枚针。潘姨把冰冷的红色米糕塞进嘴里,脸上一阵刺痛。她迷茫地看着远方,拖着麻木的双脚。寒风吹到脸上,钻进衣领。潘姨打了一个寒颤,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人活着真的很难。

                                        (十八)

潘姨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在路上,感觉平日里很快就走过去的沿江路今天却怎么样都走不完。短短的几天,她经历了谩骂,威吓,疲劳,审讯,她的心已经荒芜人烟,太累了。虽然她一直顽强抵抗,可却怎么也说不清。没有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她不承认她反党反革命,但一切太苍白无力了,她知道她招与不招,她都无路可走。

迎面传来女声嘹亮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哟,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歌声和敲锣打鼓的声音惊醒了沉浸在不知所措中的潘姨。潘姨看到前面走来一大班人马,人头拥挤,五六个反绑的人低着头垂头丧气地走在最前面,后面是正义凛然的革命群众。原来这短短的几天里,外面变天了,每个单位的斗争都搞得轰轰烈烈,三反唱罢,五反又登场。站在路中央的潘姨赶快把身体挪进靠墙的过道。

此时,“呯”的一声在潘姨面前响起,一个男人从高处坠落在潘姨的身边。那男人落地时身体抽搐了一下,一滩血从嘴角耳边流出,脑浆喷到潘姨的脸上。死者死不瞑目地睁着双眼,那眼睛和潘姨双眼相望。潘姨吓得丢魂失魄,手上的红色米糕应声而落,滴溜溜滚到血滩里去,顿时变成一个人血馒头。

潘姨耳边听着歌声,眼睛看着跳楼的人,觉得一切好荒唐,好不相符。她此时看到了人性穷凶极恶的一面,她的眼里满是阴霾与疮痍,她冷笑起来。她觉得现在志高气昂的人不需要高兴太早,这个世道,无一幸免,没有法律制度的约束,谁得到权力,谁就可以整人。今天站着,明天跪下,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没尽头的,是非曲直都在人的嘴里。

她好象很有经验地可以看到未来的路,刚刚还迷茫的她此刻变得越来越坚信,坚信人们都没有尊严和自由,都害怕而胆战心惊地活着。潘姨好象个智者,一眼看穿前方的路,或者说在历史的长河里,人权有过潮起潮落,但是历史的发展方向清晰可见,人治的社会,一个人说了算的社会,是极其主观和危险的。他的喜怒哀乐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非常可怕的。

此时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运动中的人们与其被派上莫须有的罪名而死,倒不如早走一步,免得经历更多的痛苦。而有的人受不起酷刑折磨也只一心寻死,早死早解脱。所以当时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有的整家人集体自杀。潘姨对死亡早已司空见惯,她几岁死全家,少女时期死心爱的人,她自己也不知道哪时死。以前,她以为是她命苦,她现在明白,不是她的原因,是时代的原因。此时,潘姨的思想虽然阴暗,但又没办法指出她错在哪里。

青梅气颤微微地赶来,她听到有人跳楼的消息,又寻不到潘姨。她拔开围观尸体的人群,看到呆若木鸡的潘姨,连忙把她从人群里拉出来,一下子抱住潘姨,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欣喜。

青梅说:“潘,可不许你想不开,我们苦熬过去,活下来就好。”潘姨抵触地推了推青梅,她说:“你不要和我走近,我会连累你的。”青梅亲热地拉住潘姨的手说:“我不怕,你没有做什么,你会没事的,我们一起去求悉尼书记,我们现在就去。”

                                         (十九)

在广州的东山,有一排民国以前资本家居住的洋楼。两三层的红砖小楼,雕饰上有着浓浓的欧式风情,木质的窗棂和彩色的窗户。小花园里的藤蔓肆意生长,繁花似锦,绿树环绕着庭院围栏,它们静静地藏身于喧哗的城区里。走近它们,不只能感触其曾有的风味,还能看到百年沧桑后的贵气,可以想象洋楼主人旧时奢华的生活。

每一幢楼房里,岁月掩没了多少故事,运筹帷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或风花雪月,缠绵与断绝。可这些和住在此处的悉尼书记格格不入,她的楼房让人只感觉到孤寂和悲凉。一个美艳的女人和孤独的房子。

广州解放的时候没收了这批洋楼暂时分配给各个大单位的领导。悉尼有幸在里面拿到了一套小洋房,她的小洋房门前有一片花园。时逢春天,百花盛开,姹紫嫣红。经过花园,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晒着悉尼的衣服。经过小院子就是大门的入口。

潘姨和青梅走进小院子的时候,远远的看见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在窗户边往里张望。潘姨跟青梅立刻隐蔽起来,只见那男人看了一会儿,又悄悄地靠近了晾衣服的地方。潘姨和青梅定眼一看,原来是宣传部长。此时潘姨觉得事情很蹊跷,于是悄悄地靠近。宣传部长贼眉鼠眼发地四处张望了一下,非常迅速地从晾衣架上扯下一条内裤。潘姨和青梅两个看此情形毫不犹豫地冲过去把宣传部长推倒在地。潘姨非常鄙视地在宣传部长脸上吐了一口口水。

宣传部长一看是潘姨和青梅脸立刻变得灰白,他恼羞成怒的说:“小潘,你的问题还没解决,我劝你不要惹事。”

潘姨一手把他抓在手里的内裤扯出来,满脸通红的问他:“你要不要脸?你要不要脸?”

宣传部长见事情败露,扭头就走。潘姨立刻拦住他。拉扯之间,青梅呆呆地站在那里。潘姨说:“青梅,你快来帮忙!”

宣传部长一声大喝:“青梅,你想想你的工作,你不要和这种反革命分子同流合污,污蔑上级领导。”

此时青梅内心十分矛盾,一边是她的好姐妹,一边是她唯一能养起整个家的工作。青梅脸色惨白,手心冒汗。但很快她就扑过去帮着潘姨一起试图擒住宣传部长。

大家在互相扭打时,悉尼听到门外的声响走了出来。她看到这个场面,完全弄不清楚这其中的缘由。突然她看见地上的内裤,她满脸通红。她操起晾衣架对着宣传部长身上一顿狂抽,歇斯底里地吼:“滚!你给我滚!不要让我见到你!” 然后她把晾衣架一丢,坐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叫着她死去的老公的名字。

潘姨跟青梅把悉尼书记搀扶起来,默默地扶她走进房子里面。坐下后,悉尼书记擦干眼泪,她对潘姨和青梅说:“这是革命队伍里面的丑闻,今天的事情只是个别现象。我们的党走到今天是由很多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当年我在上海潜伏,当年我们的小组有十八个人,唯独只有我一人能活到新中国成立,包括我的先生。我和他都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次活动中受了重伤,前两个月遗憾地去世。”

悉尼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和你们讲这些话,我是想表达新中国的成立,革命队伍和管理队伍里面肯定参杂着部分道德败坏和素质素养很低的人。这些人很多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都是批斗资本家的先进分子。他们的身份是贫民出身,其中不乏地痞流氓。我们相信我们的党,给时间让党去加强思想教育,规范党纪党规,并在管理队伍里面清除部分败类。”

潘姨此刻陷入了沉思。她一直对悉尼有偏见,她以为悉尼只是靠着一张妩媚人的脸,然后楚楚可怜地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她没有想到悉尼如此睿智深邃。

悉尼拍了拍潘姨的肩膀说道:“小潘,你的事情怪我,我会解决的。我会开始振作,把心思放到工作上来。我颓废太久,这是我的问题,我必须检讨!”

                               (二十)

新中国的成立,赤贫和穷人、工人等走上了领导岗位。资本家散尽家财万贯,夹着尾巴如过街老鼠。这样的结局,于社会资源再分配非常有意义,但于未来长远发展来说,是畸形的,走了两个极端。以前是穷人活在底层,受贫穷生活压迫,卑微地活着。新社会是富人遭殃,受歧视和接受广大人民群众教育和监督。这样问题就来了,大批贫民工人走上领导岗位,里面肯定夹杂着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对管理的概念,便有可能完全靠他们那些狭隘主观的认知和对上级领导指示一层层的贯彻落实,那对于各种上级传达的运动和指示必定会存在对上级传导的精神没有能力深刻去领悟的弊病,也必定会存在拿着鸡毛当令箭去显示自己的权力的可能。这种时候,没有思想,没有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没有教化,人性的善恶便彰显出来。

好人能够因为他是好人摆在领导岗位上吗?不能。好人能够因为他是好人让他来分配利益吗?不能。新中国成立后,基于这些问题,一切善恶不分,是一个表面造神,暗里神鬼乱世的局面。这种状态必定持续很长时间,这种状态也很难控制,它的发展肯定到某种程度偏离主要领导人的中心思想。

潘姨单位的宣传部长便是上述的一部分人里的一个,他是未解放前时的地主家放牛娃。放牛娃的思维很简单,他赶着牛到草地上,牛儿吃草,他打柴割草,在漫山遍野上嬉闹也好,发呆也好,困了天为被地为床,饿了摘山果喝山泉,一切便是这样。

忘记了在哪一本书里看过一个老爷爷和放牛娃的对话,老爷爷这样问一个放牛娃。

老爷爷:“你放牛为了啥?”

放牛娃:“为了娶媳妇。”

老爷爷又问:“娶媳妇为了啥?”

放牛娃答说:“为了生娃。”

老爷爷再问:“生娃为了啥?”

放牛娃答说:“为了放牛。”

宣传部长是放牛娃,他没上过学。如果说他就和以上的放牛娃一模一样的思维,那有可能太绝对。但他肯定也有这样的逻辑思维存在。他不用放牛了,他不是军人,所以他不懂纪律。他吃饱饭了,走上领导岗位了,饱暖思淫欲,此时身边出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悉尼书记。他看黑白电影,虽然里面的女特务是我们的敌人,但女特务很美,他总会想到女特务。女特务是电影上的人,想了也是白想。可悉尼书记比女特务更美,而且就在身边。之前因为她有家庭,宣传部长只是放在心里痒着。现在悉尼书记老公死了,那么和他相配刚好。

他日思夜想,一直寻找时机想和悉尼书记搞对象,宣传部长认为讲给谁听他都没错。解放后,他胆子变大了,因为赤贫的身份让他很红盘,他穷过他受剥削过,所以他光荣。新中国需要他,他认为悉尼书记也需要他。他不是耍流氓,他是搞对象。毛主席说过,一切不已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他是时刻做着结婚的准备的。

至于为什么会偷悉尼书记的内裤,宣传部长也有原因的。他是想学学当年地主家的大少爷。当时大少爷偷丫环红杏的内裤时,他刚好在柴房偷吃甘蔗,眼睁睁地看着大少爷把红杏的内裤从晾衣绳上拿下。而且少爷还拿到红杏面前晃来晃去,红杏也不恼。大少爷偷了红杏内裤没多久,红杏就成了大少爷的小妾。

按宣传部长的想法,他还想寻一天悉尼书记开怀一点的时候,也把内裤掏出来到悉尼面前晃晃。本来按这样的设想,他很快就可以跟悉尼书记结婚了。可关键是时刻,杀出一个潘姨,他想到潘姨和青梅就怒了,就是两个不知死活的丫头坏他好事,宣传部长气急败坏地寻思着怎么收拾她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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