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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挽歌(二)

来源: 作者:兰克 时间:2018-11-07 15:25:30 点击:

1971年我在北京的一所中学读完了初中。那个时候,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我们那一届的初中毕业生基本上都分配去了工厂。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左右的学生没有分配,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只好去找老师问问情况。老师告诉我,我父亲被怀疑为“特嫌”。今天我们听到‘特嫌’两个字,一定是说这个人特别悠闲,有大把时间。或者说这个人特善良,特贤惠。文化革命说的‘特嫌’就是专指特务嫌疑。老师又说,你的材料我们几次送给招收单位都被人家退回来了。人家说了;哪怕你父亲的问题定了案,是国民党特务,人家都敢收你。你父亲是‘特嫌’,招人单位不敢收。那时候,单位 招人必须通过政治审查。

我父亲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年代。他参加了国民党为抗日组建的青年军,在青年军中他学习如何收发电报。他在青年军的学习还没结束,日本就投降了,他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了。就是这一段短暂的青年军经历,让我父亲吃了一辈子苦头。解放后参加工作中一直是被怀疑的对象,包括后来的从北京下放到贵州。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父亲是贵州一所煤矿子弟中学的校长。为了这顶‘特嫌’帽子,他被大会批,小会斗,关牛棚,游街,甚至被吊在房梁上拷打。

我问老师我该怎么办?老师说,你准备准备,看来只好去插队了。我心存侥幸在家里等了一年,也没有等到分配工作的消息。没办法,一咬牙,一跺脚,我递交了插队的申请。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我注销了北京市户口。在1972年秋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背起行囊,胸口上佩戴着碗口大的红花,和另外11名男生6名女生一起,被一辆大轿车送往我们的插队所在地,距离北京城东只有50公里的顺义县杨镇公社沙子营村。 这个名字听上去不怎么雅的沙子营村实际上是一块风水宝地。村子坐落在杨镇公社的正南方向3公里,村里大约居住着1200口人,组成了生产大队,大队下辖6个生产小队。村里荣,吴,刘姓是大姓。村外西南方向2-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大苇塘。苇塘中央有一个泉眼,常年涌出的泉水清澈甘甜,形成了一块大约有10平方公里的湿地。湿地的四周长满了芦苇,每年春夏季节是芦苇的生长期,一转眼,芦苇就长到一人多高。芦苇的开花季节更是迷人,一片片绿油油的芦苇头上顶着白花花的芦花,在阳光下远远望去像是波光粼粼的海面。苇塘中鱼虾成群,常常引得大群的野鸭,天鹅等水鸟来此觅食,嬉戏。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忙里抽闲,去塘里钓鱼。最惨也会钓几条白条鱼上来,运气好的时候还会钓到鲜美的鲫鱼或者是肉滚滚的黑鱼。秋天一到,芦苇渐渐地枯黄了。这个时候的村里,到处都会听到磨刀的声音。这种刀是一种专门用来割芦苇的刀,2-3寸宽,3尺左右长。平平的,看上去像一把尺子的形状。钢板厚厚的,一定要磨得锋利无比。用的时候把刀的两端放在一个叫冰搓子的工具上。这种工具看上去像一个放大的弓弩,前端嵌入刀片,后面两个弓背向后伸延最后合为一体,中间有一个横向的木撑,一来固定两个弓背,二来可以当做扶手。用的时候把冰搓子放在冰面上,沿着冰面用力推,只要刀快,芦苇就会被齐刷刷地割下来。冬天一到,大家一个个都在摩拳擦掌,等待苇塘水面上第一个冰封日。苇塘的西南是汉石桥村,汉石桥和我们沙子营村共同拥有苇塘里的芦苇。两个村的楚河汉界在苇塘中划好了地标,我们村所属的苇地又分成六个地块,每一块隶属于一个生产小队。每一个小队都不希望被别人挖墙脚,搂草打兔子,损失了苇子。损失了苇子就是损失了“银子”,要知道苇子的收入对于我们村的每一位村民来说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初冬时节各个小队的队长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天天查看天气预报,一旦冰冻还要三更半夜亲自去苇塘查看,确认苇塘的水面冰封结实,可以支撑住人马的踩踏了,队长会赶回村里,紧急敲钟,这个时间往往是凌晨两三点钟。只要一个小队的钟声响了,其它几个队的钟声也会此起彼伏。骤然间,寂静的村庄里人喊马嘶,人声鼎沸,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几分。村里除了学龄前儿童和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几乎是倾巢而出。队里无论是牛车还是骡马大车全部披挂上阵。齐心合力,为的是一定要在第二天日上三竿之前将苇子割下来,运回来。因为日上三竿之后,冰一融化,很有可能经不住人马的踩踏,另外拉苇子的牲口车也有误陷泥潭的危险。这个时候就要看各个队长的调度安排了,一等劳力用冰搓从苇塘地块的两侧同时向湖心推进,二等劳力一部分用镰刀割冰面外的芦苇,一部分负责装车。妇女儿童捆绑割下来的芦苇,捆好后运到大车旁以便装车。队长一定要调整苇子的割,运速度。哪一方速度慢了他一定会虎着个脸骂上几句。有时他还会把看不上眼的倒霉蛋拉到一旁,自己蹿上去比划两下子。那些劳力们都让他呲儿愣得只穿一件单褂玩命干。有的干脆光着膀子,在数九寒天的夜里大汗淋漓,浑身上下热气直冒,就像是一个滚开的蒸锅。等到天麻麻亮,大伙精疲力尽的时候,队长会像魔术师那样,给大伙变出来香喷喷的烙饼摊鸡蛋和热乎乎的小米粥。只需几分钟的休息,大伙又像是被打了鸡血,再一次向苇地猛扑过去。等到日上三竿收工之前,你会惊奇地发现:昨天还是枝繁叶茂的芦苇塘,今天变成了光溜溜的冰湖。放眼望去,还能看到对岸汉石桥村的袅袅炊烟。

苇子收割后割去头部当柴烧,苇子秆晾干后劈成条就可以用来编织炕席了。所谓“炕”就是中国北方农村普遍使用的一种床。先用泥土做成一尺见方,两寸左右厚的土坯,在炕下面立着用土坯碼成四通八达的烟道与生火做饭的灶台相连,再用土坯平铺在烟道上面,用泥铺平,堵住缝隙。冬天生火做饭时烟火会通过炕下的烟道排到烟囱外,土坯受热会变暖并长久保温。夏天可以把炕下的烟道关闭,让烟火从烟囱中直接排出。如果睡炕,一定要有炕席。炕席上再铺被褥。炕席是一个损耗品,所以我们村的炕席永远不愁卖。苇子收割后在队里凉干,每一家,每一户按照自己的编织能力从队里拉苇子。把苇子织好炕席后再交还队里,队里会按社员交还炕席的数量来记工分。所以我们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一个个都是编织苇席的高手。特别是农闲季节,如果是好天气,到处是穿着花花绿绿的妇女们坐在树荫下编织苇席。我挑水的井旁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20岁左右的叫大凤的姑娘。大眼睛,皮肤白净,体态丰满,头发又黑又亮,总爱梳一个独辫。她经常在井旁的榆树下编织苇席。我挑水累了,常常坐下来和她聊聊天,看她编席,听她唱歌。

沙子营村南面是沙地,北面是黑土地,无论是沙地还是土地都十分肥沃。沙地上可以种白薯,花生。花生颗粒饱满,远近闻名。黑土地上可以说是种什么长什么。我们种麦子,玉米,甚至引来苇塘里的水种水稻。稻米又白又香,软滑爽口,品质一流。

我们村是当时附近十里八乡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富裕之乡,附近的姑娘们梦寐以求的是能嫁到我们村当媳妇。特别是我们小队由号称是“铁算盘”的荣占奎当队长以后,更是富得流油。他有一句家喻户晓,常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无论是地里的庄稼活安排还是队里的牲口调度,让他管理得井井有条。会计手里的现金,仓库里的存货他是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他赏罚分明,对那些偷奸耍滑的刺儿头绝不心慈手软。一经发现,立即让队里的会计按错误大小扣除工分。几次下来,队里的几个刺儿头再也不敢乍刺儿。只好背地里骂他是“死瞎子,铁算盘,身上别长毛,长了毛比猴还鬼。”他平时不苟言笑,说出话来掷地有声,一言九鼎。没有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吧唧吧唧地抽他的旱烟,再不然就闭目养神想心事。

我们村虽然是一块风水宝地,但是人多地少,又是赶上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上面天天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般社员家庭生活也就是能混一个温饱。有一些劳力少,孩子多的家庭往往还是入不敷出。我们队长自己有他的小九九,他给我们队社员训话的时候说过,“咱们是草民,土里刨食,那些国家大事我不懂。我知道的道理是‘民以食为天’,我们得靠自己的双手实打实地让我们有饭吃,有衣穿。如果有一天我们再遇见天灾人祸,家无余粮,你就是要饭都没有地方去”。他的话与其是说给大伙还不如是说给自己的。五八,五九年本来应该是风调雨顺的丰年,那时候全国都在大炼钢铁,农村大办敞开肚皮吃饭的食堂,大刮浮夸风。村里人都在关心怎样设计高炉,怎样炼钢。丰产的粮食来不及收割,很大一部分都烂在地里了。村里的大食堂又毫无节度,浪费了很多粮食。那时候报纸,广播正在宣传那些亩产过万的经验,讨论超产的粮食如何存放的问题。那年秋收后一算账,人们惊奇地发现:收获的粮食留存了种子后不足以让村民们坚持吃到第二年夏收。人们更加惊愕地发现:那些亩产过万的神话不过是画饼,不能拿来充饥。人们缩衣节食到春播之时,种子竟然被吃掉过半。没有种,何来收?夏粮当然歉收。到了六0年,村里人家家户户吃糠咽菜,难以为继。像我们队长这样有六个孩子的家庭就更是雪上加霜。他的父亲“面窄”,不肯在村里栽面子,只好跑到外乡去乞讨。可是那个时候,谁家会有救命的余粮啊!有一天老父亲要了一天的饭,最后竟然饿毙在回家的路上。人们在雪地上发现他的时候,他的手里还死死地攥着半块给家人讨来,至死他都舍不得吃掉的糠窝头。那个时候队长还不到三十岁,他是长子,下面五个弟弟妹妹还小,母亲是体弱多病。他是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个多口之家的生活重担。我们当地老乡总结出最辛苦最累的活儿叫‘四大累’;起猪圈,盖房,拔麦子,脱坯。这四个累活儿他可以说是样样精通。农忙他当然闲不住,农闲时他到处找零工打。盖房,赶车,打石料,甚至编苇席。总之,农村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没有他不会耍的。实际年龄还不到四十岁的人,看上去像是五十开外。一脸的车道沟不说,左上眼皮还下垂,永远剃一个光头,穿一身黑土布的裤褂。由于他早早地持家理财,养成了精打细算,运筹帷幄的本领。在他三十五岁那年,被社员们一致推举,“黄袍加身”当了我们四小队队长。荣占奎从当队长的第一天起,就给自己订下了既定方针;绝不再听从上面的“忽悠”,在不引火烧身的前提下,埋头种地,悶头挣钱。再不能重蹈父亲的覆辙。

对于村里分给他的三名知青,他也是深思熟虑过的,不要不可能,这是上面的硬性指标。要人,他就要挑有用之人。挑我是看我有点“挑功”,放在猪场喂猪是再合适不过。因为我一个小个子知青,撑死了一天给我6.5工分。如果安排一个壮劳力,无论如何也要给人家9个工分,人家还不一定爱干。找一个妇女吧,这个活对妇女来说还真是有点重。队长选的另外两个知青是一男一女。男的叫谢京凯,是我们18名知青中身材最高的一个。当时队长本着身大力不亏的原则,想调教他个一年半载,没准能培养出来个庄稼把式。没承想这个谢京凯无心种庄稼,一心只想种“花”。隔三岔五的称病告假,时不时跑到镇上,外村找女知青神侃去。有时还把女知青领回来一起住上些时日,然后就分道扬镳。他再去找新的女友。队长拿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队老乡说这回“铁算盘”珠子没扒拉对。老乡送了谢京凯一个外号,叫“人荒子”。我刚开始不明白什么意思,老乡告诉我,庄稼长荒了,不打粮食,只长庄稼秆。把这个细高个的谢京凯比作了疯长的庄稼。队长挑回来的另外一个人是个女知青,名叫黄可心。队长说把她挑来只是看这个丫头长得俊。这黄可心在我们学校是小有名气,算不上校花,应该也算得上班花了。瓜子脸,稍微有一点婴儿肥。两个大眼睛,一对柳叶眉,配上两片十分性感的厚嘴唇。皮肤白嫩,中等身材。曼妙的女性身材已经完全发育成熟。浑身上下焕发着青春的魅力,人见人爱。黄可心的祖上三代都是开绸缎庄的。到了他父亲这一代,解放后搞公私合营,她父亲曾经在会上发过几次牢骚。在57年反右的时候给打成了右派。黄可心有一个哥哥,可她的父母就喜欢女孩。等她一降生,老两口高兴得合不拢嘴,所以给她取名可心。她父母一直把她视作掌上明珠,娇生惯养。当然队长要她,也是自有安排:我们队长发觉这方圆十里八乡大家都在种棉花,除了种子,几乎所有的棉花籽都被扔掉了。队长大胆起用了摘帽右派被长期发配在镇上的陈工程师。让他设计制造了一台棉花籽榨油机。油房一成立,我们队上的收入是财源滚滚。只是队里挑出来开机器的姑娘文化水平都不高。时不时机器出点小毛病,就要去镇上请陈工程师过来。派拖拉机接来送往,管吃管喝不说,关键是影响榨油的产量。我们队出产的菜籽油虽然说是“三无产品”,当时可是非常抢手的紧俏商品。那时候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农民种什么,由地方政府决定。农民打下来的粮食除留下口粮外,国家按统一价格统一收购。城里人每月每人仅仅供应0.25公斤食用油,农村的食用油只能靠农民自己解决。黄可心一到队里,队长立即把她安排在油房工作,不多时日,就把她升为业务主管。队长眼力果然不错,油房让黄可心管理得井井有条。油房里马达轰鸣,彻夜灯火通明。(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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