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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读书记(下)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7-05-03 11:59:04 点击:

“文革”初期,虽然图书馆关闭了,但复旦被抄的人家毕竟不多,大部分教师的家庭藏书还在。工宣队进校后,曾搞过一个“九五革命行动”,即在1968年9月5日那一天,把每个教师的家都抄了一遍。但他们要抄的是“炮打”张春桥和江青的“黑材料”,而不是业务书。

我是重点整肃对象,那两年苦心搜集来以备日后写作之用的各种文革小报、传单、大事记、大字报选等,全部被抄走,但各种业务书却没有动。

所以,就复旦教师而言,“文革”期间,倒也并非没有书源,而是没有时间、没有心情读书。一来是运动来势极猛,弄得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而且旷日持久,根本安不下心来读书;二来是前途未卜,当时盛传要“斗、批、散”,书读了又有什么用?所以当时学校里读书之风不盛,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文革”期间,还算读了一些书。并非我特别好学,我也没有什么先见之明,只不过是借此麻醉自己,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冲淡一些现实的烦恼。而且,在“文革”以前,我就被作为“白专”典型,受过批判,也有点儿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文革”期间,我比较认真地读过三类书籍:

第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马恩著作,我在“文革”之前当然也读过,但主要是哲学和文论部分,目的性很明确:用来指导文艺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因为目的性太强,阅读范围太狭窄,所以整个思路局限于既定模式,跳不出来。直待“文革”期间读了较多的马恩著作,这才打开思路,有了新的感悟。

我在“文革”期间认真研读马恩,是从隔离室里开始的。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上海市革委会将我作为“炮打张春桥”的黑后台,放在“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里整,关在学生宿舍十号楼的隔离室里,有八、九个月之久。在隔离室里最难熬的,倒不是被拉出去批斗,而是终日呆坐着无书可看。

开始时,只准读《毛泽东选集》,直到庐山会议上端出了陈伯达,毛泽东号召大家读几本马列原著,以免上政治骗子的当,这才争取到读马列著作的权利。

比较起来,我觉得列宁的著作政论性较强,而马恩的著作则学术内涵更丰富些,而且文字也好,所以我更喜欢读马恩的著作。马恩著作讲辩证法,讲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讲伟大人物和新进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他们的局限性……运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当时的顶锋论和种种绝对化的做法,就显视出其不合理性,觉得形势非变不可,对于前途也就有了信心。这是当时研读马恩最大的收获。

我因为不肯交代问题——其实是没有他们所需要的问题可以交代,所以一直关到隔离室要关门了,才被押送到五七干校去。干校是劳动改造的场所,而我又是监督劳动对象,并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读书。但下雨天无法出工时,有时也还可以读书,当然只能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

有一位也是“改造对象”的老右派,看我休息时常捧着一本马恩的书在读,就过来开导我说:“你应该多干些体力劳动,可以改造思想,不要空下来就读书。”我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照样读我的书。

另一位“改造对象”贾植芳先生,却与我有同好,不出工时,也坐在床前读马恩。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直排的两卷本,大概是解放初的老版本。他读得很投入,读到会心之处,身体都会摆动起来,披在身上的衣服和坐在身下的床单都被抖落在地上而不自知。

有一次,他告诉我,解放前他就翻译过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可见他研究马恩的历史已经很久了。

有一段时间,我参加猪棚劳动,与新闻系宁树藩先生搭档。他是新闻史专家,以前整天埋首于旧报刊堆中,“文革”中受到冲击,不能搞业务了,他就大读其马列。我们出去找猪饲料时,经常一起交流读书心得,还一起背书。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菜地里,边捡菜叶,边背颂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全由警句组成,他背一句,我背一句,背得十分开心。

“文革”期间,常常是一个运动套着一个运动。次年春天,又来了一个“清查五一六运动”。我根本搞不清“五一六集团”为何物,但不知怎么一来,我自己又成为该运动的一名清查对象,从干校被押回复旦去。只是这回没有将我关进隔离室,而是半隔离。就是让我单独住在学生宿舍六号楼楼下靠过道的一个房间里,在校内可以自由行动,但不准出校门,如果回家取东西,则要请假。

这个房间处于交通要道旁边,便于监视,我知道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我。所以每天从早上到午夜,除了到食堂吃饭以外,我基本上都坐在窗前读书,而且读的是马恩著作,不怕人来检查。只是到夜深人静时,才拿出文学作品来读,主要读的是《龚自珍集》。

当时,工农兵学员开始进校,校图书馆已部分开放。我就到图书馆去借一些西方近代史书籍,作为马恩著作的辅助读物,藉以了解其历史背景。但借了几次之后,被借书处的负责人发现,就不准我借了,说是你只能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别的书不能看。

这位负责人曾做过学生政治指导员,以前见到我时客气得不得了,现在我政治身份变了,她的态度也随之大变。

这段时期,我不但认真读了几遍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而且还读了《资本论》一卷、二卷、三卷,外加《剩余价值学说史》。我对《资本论》第一卷特别欣赏,觉得它不但材料丰富、论证严密、思想深邃,而且文笔极好,结构也很巧妙——首先抓住了“商品”这个基本原素,层层分析下去,带动全局,写得非常精彩。

由于这时并没有什么工作任务,有点为读书而读书的味道,不是带着问题去学,所以思路较为开阔,边读边自由思考,吸收的东西也多,对以后的学术研究和写作,极有帮助。同时也觉得林彪所提倡的“急用先学”“带着问题学”等等,其实是实用主义的方法,目的在于将读者的思想束缚在既定的框框里。

那时我还曾立志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过只读到第七卷,工宣队要我重回干校劳动,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干校的管理也松了许多,允许看的书也多起来,于是就没有再把马恩全集通读下去了。

第二类,是鲁迅著作及相关书籍。

从干校回来之后,我被安排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当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就要我们为批判资料做注释。我不大喜欢做这类工作,就提出要编《鲁迅年谱》。系领导对我说:“你的工作安排,系里做不了主,需要市革会批准。你可以写一个计划,我们报上去。”

不多久,系领导找我谈话,说:“市革会朱永嘉同志批下来了,说你可以编《鲁迅年谱》,但不能由你一个人搞,要由复旦和师大联合组织一个班子来搞。”

在当时形势下,根本不可能从事个人著述,何况像我这样的批判对象。我之所以提出要编《鲁迅年谱》,无非是想创造一个机会读点书而已,能搭建班子当然很好。

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合并成上海师范大学,由他们的中文系和复旦中文系各组成一个“鲁迅年谱编写组”,共同来编写《鲁迅年谱》,师大负责1926年之前,复旦负责1927年之后。从1972年秋天开始,到1973年秋天,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鲁迅年谱》初稿。

接着,留下六个人(复旦四人,师大二人),加以修订。我们想尽量拖长时间,可以多读些书,也可以修订得好一些。但过了半年时间,工宣队说群众反映很大,讲你们闭门读书,脱离教学改革实践。而当时“闭门读书”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所以我们只好匆匆结束修改工作,下班级接受工农兵学员的监督改造去了。

在这一年半时间里,我不但认真地重读鲁迅原著,而且还读了不少相关的原始材料。为了搞清鲁迅文章的时代背景和论争情况,复旦图书馆对我们开放馆藏的二三十年代书报杂志。系资料室也很帮忙,我们所要的图书,他们总是设法到校图书馆去调。

有一次我提出要读《野叟曝言》,校图书馆管理员打回票道:“这是黄色小说,不能出借。”

我就说:“鲁迅有文章批评林语堂对这本书的宣传。我不看一下原书,怎么搞得清鲁迅为什么要提出批评,怎么能写得好作品提要?”资料室负责人觉得我言之有理,终于还是把它调来了。

当时赵景深先生也参加年谱初稿的编写工作,与我隔座而坐,交谈甚欢。他家藏书很多,特别是古典小说和戏曲。复旦图书馆里没有的,就向他借。

赵先生对学生一向热情有加,借书是有求必应,何况这是工作需要。他家住在淮海路四明里,楼上楼下全是书。我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线索,向他借阅古代小说。每次去他总是叫我自己挑选,在本子上登记一下,下次还书时销号。这样也借阅了不少书。

本来提出要编写《鲁迅年谱》,只是为了找个由头,方便读书,没有想到要出版。但“文革”结束之后,却由一位老同学介绍到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意外的收获。

第三类,是中医学和中国文化书籍。

我在全市批斗大会上受到批斗之后,复旦的老先生们对我都很同情,常常给予照顾。有一次我躲在资料室书架后面读英语,被吴剑南先生看见了,他说:“吴中杰,你在复旦这碗饭吃得牢吃不牢都不晓得,还读什么英语?不如跟我学点中医,将来要是被赶出复旦,也好有碗饭吃。”

我听了非常感动,就拜他为师。后来是白天在办公室里编《鲁迅年谱》,晚上就到他家去学中医,年谱组结束之后,仍继续跟他学医。

吴先生认为学医要从医理学起,要读基本典籍,不能靠背几句汤头歌诀来应付。所以一开首他就教我读《内经》和《难经》,接下来是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和一本《神农本草经》,同时也学一点医学史。他认为张仲景的《伤寒论》适应于北方寒冷地区,江南则多温病,所以要走温病学派的路子,多读这一派的书。他不但讲理论,而且教临床。当时到他家求诊的人很多,有病人来时,我跟着他切脉、抄方,病人走后,他就给我分析病情、脉象和方剂,使我很快就有了感觉。

吴先生还说,现在好中医太少,是因为人们文化水平太低的缘故。中医理论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单读医经还不够,儒、道、佛的经典都要深入研究。他说,儒家的书我总读过一些,就让我先补道、佛的知识。他认为中医与道家关系最密切,要我先熟读《庄子》,以后有时间最好能读读《道藏》;佛家的书,则要我先读《六祖坛经》,还有其他几本禅宗的书。

读了几时,他要我谈谈读佛的体会。那时我刚读过任继愈的《汉唐佛教和思想论集》,就用他的观点来分析佛经,大谈一通,不料吴先生一句话就将我的发言全部加以否定。他说:“你这是佛学,不是学佛。”而且,他还听出了我理论分析的来源,说:“任继愈是野狐禅,不懂佛教,只会用一种理论来套。他的老师汤用彤倒是有水平的,佛教史写得不错。”

对于他所说“佛学”和“学佛”的区别,我捉摸了很久,未得要领。开始,我认为先生是叫我不要以研究的态度对待,而要信佛,但后来想想,觉得也未必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自己虽然在画作上有时自署“老衲”,但其实并不是一个佛教徒。我想,他大概是叫我不要急于拿一种理论去套佛典,而要先读进去,了解经书原来的意思,然后再走出来。这就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所争论的“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的问题。我们这辈人,长期以来经过“以论带史”的训练,自觉不自觉间,就会用一种理论去套,此乃治学之大忌也。

我这样跟剑岚先生学习了大约有四年光景,“四人邦”倒台,“文革”结束,我也获得平反。

不久,高校重新开始招考,系领导要我重登讲坛,为七七级上课,我必须重新拾起荒疏已久的专业,无法再专心学医了。

我毕竟不是医学专业出身,没有医学文凭,不可能正式行医,所以只好再度走向文学研究。但心中觉得很对不起剑岚先生,辜负了他的期望,但也没有办法。

像我这样,在“文革”中改行学医的人大概不少,光是复旦中文系,就还有两位师兄:章培恒与周斌武,他们都比我学得好。

斌武兄高我一班,专业是汉语史。他小时候跟亲戚学过中医,后来就丢下了。“文革”期间,他又重理旧业,经常为人看病,妇科犹有独到之处。

有一次他很得意地对我说,他医好了好几个不孕的妇女,人家生了孩子还送红鸡蛋给他吃。“文革”后,他虽然以本专业为重,但仍继续行医。

培恒兄高我两班,本来立志研究屈原、鲁迅和胡风,1955年牵涉到胡风案件,受到处分,就专门研究古典文学去了,成为名家。他在“文革”中也是挨整的,为了另找出路,曾自学中医,读了许多医书,已能为人开方。“文革”后,工作繁忙,也就中断了。

不过,他好象并未忘情于中医。有一次,几个朋友一起吃饭,聊到什么事情,培恒兄忽然对我说:“什么时候没有饭吃了,我们俩可以开一个联合诊所,挂块牌子,叫‘老教授中医门诊部’,生意肯定会不错。你我都是老教授,而且都做过医生,这块牌子也不算骗人。”

我说:“可惜我们俩都是文学教授,不是医学教授。”于是,大家哈哈大笑。

“文革”中我当然还读了一些别的书。特别是“文革”后期,上面要搞新的文化建设,推出了一些新书。不过可读的书不多。但有两类书还值得一提:

一类是政治性的翻译书,如《尼克松其人其事》等,属内部出版物,大家都争着看,但有如看时评,看过之后,也就淡忘了。只有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是公开出版的,写得很有份量,一直留在记忆里。至于那些“灰皮书”、“白皮书”之类,则无缘遇见。这类书是要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看到,复旦高干子弟少,所以此类书不流行。倒是《在路上》和《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种文学类的黄皮书,在“文革”前反修运动中,曾经看过。那是上面要我们写批判文章才调给我们看的。可惜我们思想跟不上,写不出上面满意的文章,也就不了了之。另一类是新出的文学作品。因为不对胃口,所以也没有怎么看。只有当时号称“四大名著”者,倒是读了一下。

过去所谓“四大名著”,是指《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大家都知道的。“文革”后期又冒出来什么新的“四大名著”,开始搞不清是什么东西,后来打听了一下,说是指《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牛田洋》——还有一本书名实在记不起来了。

可惜这新四大名著,与老四大名著根本无法相比。《金光大道》的结构脱胎于《创业史》,缺乏创意,而且主人公高大泉写得太高太大太全,脱离实际;《虹南作战史》建筑在论述的框架上,理论重于形象,场景描写有如一些插图,是当时“反形象思维论”的产物;《牛田洋》写一批官兵和学生以血肉之躯来抗击台风海潮,结果是被潮水卷走,牺牲了很多人,实在是违背以人为本的精神,歌颂了不该歌颂的思想作风。这几本当时被捧得很高的“新四大名著”,早就为人们所遗忘,大概只有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人才会从旧纸堆里找出它们,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的产物来研究。

“文革”十年,我们身处高等学府的人,也就是在这种景况中,才读了一些书,回想起来,觉得十分可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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