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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访问记(上)

来源: 作者:吴中杰 时间:2017-05-19 10:38:46 点击:

学术研究最重史料,没有确切的资料支撑,说的都是空话、废话,很容易被推翻掉。过去所说的史料,主要是指书面资料。后来地下发掘渐多,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出土文物与书面资料加以参证,就更加全面了。

不过,现代文学过去的时间不长,很少有真正埋入地下的东西。无论是彰显的,还是遮蔽的,都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萧军于改革开放后复出,自称为“出土文物”,当然只是一种比喻,那时,他本人也还未入土。所以,研究现代文学,除了阅读书面资料以外,向当事人、知情人进行采访,了解当时的情况,亦是重要的工作。

我在从事鲁迅研究过程中,进行过几次集中的访问,得益匪浅。

第一次访问是在1960年。当时还在大跃进高潮中,学校里大搞集体项目。这种集体项目虽然以学生为主体,但其实背后仍有中青年老师掌舵。复旦中文系61届学生编写的《鲁迅评传》,就是由鲍正鹄先生负责指导的。当时鲍先生担任校教务处长,工作繁多,要我去帮忙,做这个项目的辅导教师。鲍先生治学谨严,即使在跃进岁月中编写集体项目,也不肯马虎。要求大家读原著,读史料,还要求采访与鲁迅有交往的知情人。

先是就近在上海分头采访,我参加了对沈尹默的访问。沈尹默先生是《新青年》同仁,号称鬼谷子,是很有机谋的人。但我们见到他时,已经是老态龙钟,特别是眼睛高度近视,行动很不方便,走路要人搀扶。我们在他家客厅里坐定,阿姨来倒好茶水,还特别吩咐,说先生眼睛看不见,他如果站起来要上厕所,你们要扶他一把,还要把热水瓶拿开,以免他踢翻了。但开谈之后,他倒精神很好,谈了许多《新青年》的往事,特别不能忘怀的是,每年过年他们总要到八道湾周家聚会、吃日本料理,大家聊天,谈得很开心。他的谈话,把我们带入五四时期《新青年》文化人的热烈氛围。告辞出来之后,有一位同学忽然想起沈先生是有名的书法家,说:真可惜!今天沈先生情绪那么好,要是请他留个墨宝,一定会同意的。但他忘记了,沈先生答应接见我们,是为了谈谈他的老朋友鲁迅,而不是谈书法的。

那年暑假,鲍先生又派我和两位同学王继权和盛钟健,专门到北京进行了一次鲁迅研究访问。北京与鲁迅有关的人本来就多,再加上那时正在开民主党派会议,所以集中在北京的人就更多,我们一下子访问了很多人。

对鲁迅早期最了解的,当然是他的二弟周作人。但听说自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他看到《所谓兄弟》一章后,就大发脾气,拒绝接见来访者。有一位先生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不妨去找找常维钧,他与周作人很有交情,对鲁迅的事也一向很热情,你们要写鲁迅传,他一定会帮忙的,由他引见,周作人不好不接待。常维钧当年是北大学生,曾任《歌谣》周刊编辑,对民俗学有研究。鲁迅在《朝花夕拾》后记里曾提到他,感谢他帮助搜集了许多做插图的材料。于是,我们就去找常维钧先生。果然,常先生一听说我们要写《鲁迅评传》,就热情地带我们去八道湾访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先生也就很和谒地接待我们。

我们访问之前,看过一些周作人的书,对八道湾的生活略有所知。但那时所看到的,已非沈尹默先生所回忆的谈笑有鸿儒的盛景,也不见周作人自己在五十自寿诗中所说的“窗下通年学画蛇”的苦雨斋。八道湾11号早已成为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着好几户人家。周作人一家只留着正屋的几间房,周作人在前房扒在一张方桌上翻译一本什么著作,后房还有病人在呻吟,大概是他的太太羽太信子。

周作人原是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名家,后因在日据时期出任教育督办伪职,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直到1949年解放军兵临城下,才假释出狱。他在上海一个学生家中滞留了半年多,终于回到北京。因为历史上有这样的污点,当然无法再做教授,也不宜担任其他公职。曾经有人劝他卖字为生,周作人的字虽然写得很好,但毕竟不是以书法见长,而当时的书画市场正在收缩,走这条路并没有把握。考虑再三,觉得还是译书为好。周作人精通日文、英文,兼通希腊文,而且文章又写得好,从1908年与鲁迅合作编译《域外小说集》开始,已有四十多年的翻译历史了,做这工作是合适的。那时,文化部门也想搞些长远的文化建设,需要有人翻译外国古典名著,对他这份工作还是肯定的,对他生活也予以照顾,由出版总署约他译书,后来改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为了使他一家生活有保障,从1960年开始,每月预支稿费400元,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待遇了。这样,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就每天扒在桌子上译述,十分辛苦。

我们进屋后,他才放下笔,推开译稿,转身与我们交谈。我们问些鲁迅早期的工作和生活,他一一回答。不过并没有新鲜的材料,都是那几本书里写过的。在解放初,他为《亦报》写过专栏,后辑成《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二书。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时,他又写过一些回忆文章,结成《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回忆总是要写完的,已写过那么多书,在回答中没有新材料也并不奇怪。何况,他还有别的考虑。到八道湾之前,曾听唐弢先生说过,向周作人要资料是比较难的。他曾受命与周作人谈过,动员周作人将所存的鲁迅文物捐献给国家,周作人很坦率地说:我家里生活困难,这些东西,我要慢慢地拿出来换钱的。后来以安排他儿子周丰一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为条件,拿出了一部分东西。所以,叫我们不能指望他会提供新材料。

但我们能在八道湾访问周作人,听他谈谈即使已经写过的往事,感受一下气氛,觉得也很有价值。常维钧先生对八道湾很熟悉,告辞出来时,他还指点我们,哪里是原来的苦雨斋,哪里是鲁迅原来的居室。后来又带我们到西三条胡同,参观鲁迅故居。当时故居正在装修,杂乱不堪,他在建筑材料堆中一一指点,哪一间是鲁老太太住房,哪一间是朱安夫人住房,哪一间是鲁迅住的“老虎尾巴”。又带我们到后园去看《秋夜》中所写的情景,使我们获得许多感性知识。

周建人在浙江工作,当时恰好在北京开会,我们在一家宾馆里找到他。周建人先生样子极像鲁迅,不过还要小一号。他与鲁迅年龄相差较大,不像周作人那样与鲁迅在一起的时间长,所以早年的事,并不太清楚。只是问到《风筝》中的小兄弟时,他说,大哥对他一向很爱护,并不像《风筝》中所说的那么凶,作品是为了突出主题,而故意那么写的,不是真实情况。但他说到后期的两件事,却使我们感到新奇。

一是关于鲁迅逝世的原因。他认为是日本医生须藤有意加害的。因为须藤原是日本退伍军医,而鲁迅逝世后须藤医生所发布的医疗记录与实际情况不符,显然经过修改。建人先生的怀疑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转而一想,须藤是鲁迅长期问诊的医生,平日信任有加,如果他怀有歹心,以鲁迅之明,不会毫无觉察,在哮喘突发时,还急急写信托内山去请他。而且,鲁迅只是一个文化人,并非政治领袖或手握重兵的将军,长期潜伏在一旁有意加害于他,似无这个必要。修改医案,或许只是怕担责任。所以我们在写作时,就没有采取此说。周建人先生似乎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也没有引起太大反响。直到几十年以后,海婴出版《鲁迅与我七十年》,重提此事,才热闹了一阵,不久也就平息了。

二是对于内山完造的怀疑。他说,上海沦陷时期,内山夫人去世,他去参加丧礼,看见棺木上插有一面日本海军的小军旗,故怀疑内山完造与日本军方有关系。我们知道,完造是内山书店的主人,因在上海从事文化商业,与中国的知名文化人常有交往,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文化人在危难之时,多承他帮忙。在柔石被捕、在一二八战事突起时,都是内山完造帮助鲁迅一家脱离险境。鲁迅当时处于半地下状态,不便在家中会客,故常常假地内山书店,并以那里为收信地址。那时就有小报说内山是日本间谍,并攻击鲁迅通过他来出卖情报。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里斥道:“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对此事要慎重对待。棺木上插着小军旗,可能有各种原因。如果内山真是日本军方间谍,倒不会那么暴露了。而且,在建国之后,内山又作为中日友好人士,受到我国热情接待。这些友好人士,当然要经过查考。如果有间谍身份,在沦陷期间做过坏事,不会查不出来的。所以在写作时,我们也没有采用此说。

当时在北京的鲁迅同辈人,还有一个钱稻孙。

钱稻孙是鲁迅老同学钱玄同的侄儿,但却与钱玄同同岁。这在早婚、多子的社会里,也是常见现象,还有大侄儿比小叔子大几岁的。钱稻孙的父亲钱恂是外交官,所以他先是跟着父亲到日本留学,后又随之到比利时、意大利,在意大利国立大学完成本科学业。他懂得日、意、德、法几国文字,熟悉音乐、戏剧、美术、医学几门学问,是个博学之士。1912年他进教育部工作,与鲁迅是同事。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鲁迅到北京后,与他来往甚密。有时每天见面,甚至有一天来访两次者,他们一同下馆子,吃饭、饮酒,一同逛琉璃厂,买书、掏古物,甚是相得。可惜这位饱学之士,后来走错了路,在日军占领期间出任伪职,做了伪北京大学校长,于是在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关了进去。我们到北京访问时,他的境况与周作人相似,在家里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日本文学,以预支稿费方式领取生活费。只不过比周作人拿的钱少,据说每月只有100元。他的学问和翻译水平都不比周作人差,但名气不如周作人大,家累也没有周作人重,所以拿的钱就少些。

受璧胡同钱府原来是个大宅子,钱稻孙的藏书也很丰富,特别是日文书,据说曾建过一个图书室。但我们去拜访时,那里也是一个大杂院,钱稻孙所住的一间也破破烂烂,很是寒伧。老先生听说我们是请他谈鲁迅的,很是热情,与我们谈了些鲁迅早年逛琉璃厂、抄古牌、读佛经的情况,对我们很有帮助。那时候,周作人还未到北京,其他朋友健在的已经很少了,所以他的谈话弥足珍贵。

鲁迅学生辈的友人,当时在世的还很多。我们先走访了“笑嘻嘻,善于催稿”的孙伏园先生。孙伏园是绍兴人,由周作人介绍到北京大学旁听,后转为正式学生,所以与周家关系密切。孙伏园在当时文化界也是个活跃分子,大学还没有毕业,就为报纸编副刊,编发了许多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鲁迅前期的文化活动,与他有较多的交集。《阿Q正传》就是孙伏园在编《晨报》副刊时,每周一次,笑嘻嘻地催出来的。后来因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被《晨报》代主编从已编好的版面上抽掉,愤而辞职,与鲁迅等共同筹办了《语丝》杂志。1924年鲁迅赴西安讲学,孙伏园也是同行者。孙伏园接编《京报》副刊,鲁迅积极为之撰稿。19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孙伏园也去任职,他们不习惯于闽菜,还常一起包伙吃饭,有时是“伏园做菜,辅以罐头”,虽然做的是“似乎是红烧白菜之类”,并不好吃,但可见当时二人关系的密切。所以他对前期鲁迅,所知甚多。我们去访问时,孙伏园患过脑溢血,已经偏瘫,但听说访问鲁迅事,仍很健谈,谈了很多形象感性的材料,对我们理解鲁迅的写作生活,很有帮助。

鲁迅还有一位绍兴同乡后辈章廷谦(矛尘),也是《语丝》杂志的积极参与者。在北京时期与鲁迅很接近,因为年纪较小,常被鲁迅打趣。比如《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时,章廷谦正在热恋,鲁迅在赠给他的书上写道:

            请你

            从“情人的拥抱里”,

            暂时汇出一只手来,

            接收这干燥无味的

            中国小说史略。

            我所敬爱的

            一撮毛哥哥呀!

                                                                                     鲁迅

                                                                         二三,十二,十三

鲁迅到上海后,与他也有较多通信,信中直白地谈了对许多重要事情的见解,如对自由大同盟的看法,对参加左翼作家联盟那些作家的观感。我们走访时,章廷谦正在刊物上陆续发表鲁迅给他的信件,而且以川岛的笔名撰写回忆录:《与鲁迅相处的日子》,很引人注意。他是北大副教授,当时也在开会,所以在宾馆里见面。他很潇洒,很健谈。给我印象极深的是,谈周氏兄弟的冲突。1924年5月25日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后,于6月11日到八道湾去取物,日记中记载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章廷谦说,那段时期他住在周宅,当时正好在场,看到全过程。周作人理屈辞穷时,竟然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他赶快伸手接住,否则,要闯大祸了。我们听后,也大吃一惊,平时看到周作人的照片,总是温文尔雅的,怎么对一直关照自己的大哥,会如此凶狠呢?

许广平是鲁迅夫人,当然是必访之列。许先生是在家中接待我们,家里人都上班或上学去了,所以很安静。那天谈得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对当时许多艺术作品中所刻划的鲁迅形象表示不满,说都是一付横眉冷对的样子,其实鲁迅平时是很和霭的;二是她私下里的谈话,与公开场合的表态,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对于冯雪峰,在1957年批判大会上,她也大声斥责,说冯欺骗了鲁迅,积极附和当权派的意见,令人看得心寒。但当我们问及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时,她却说,这事要问雪峰,当时是他代表党来与鲁迅联系的,有些属党内机密,她本人则不能与闻,谈话中对冯雪峰满含同情和尊重,并建议我们去找雪峰。可见她当时的发言,也是出于无奈。古人提出看人要“面面观”,是很有道理的。

当时反右运动刚过不久,访问右派分子是犯忌的。但我们打着许广平介绍的招牌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访问冯雪峰,却并没有受到阻拦。组织部的人只是说,他是右派,你们谈话时要注意些。冯雪峰开始不知我们来意,颇有几分拘谨。当他知道我们是专为鲁迅研究而来访问,别无他意,也就慢慢放松下来,谈了一些当时的实际情况。比如说,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篇重要文章,就是他整理的,当时在《萌芽月刊》上发表,还写出是由王黎民整理,冯雪峰说,王黎民就是他的化名。我们回来一查,果然如此。冯雪峰还说,鲁迅当场是即席发言,并没有那么系统,也没有纪录,而文章中有些话也不是那天在会上讲的,他将鲁迅平时闲谈时讲的话也概括进去了,当然,最后是经鲁迅本人改定。可见雪峰的文艺思想与鲁迅的文艺思想是比较一致的。当时我们没有敢提两个口号论争问题,也不便问《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这在当时是十分敏感的话题,不能公开言说。但我们对冯雪峰十分同情,而对1957年对他的批判则充满了疑问。

此外,还访问了许钦文、李霁野等知情人,唐弢、王士菁等研究者——李霁野先生在南开大学教书,没有到北京开会,我们是归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访问的,主要问未名社事。

此次访问,收获很多,丰收而归。可是,中国的事情都是跟着形势转的,学术研究、写书出书也不例外。等到我们的《鲁迅评传》写成,形势大变,集体项目下马,这本书就未能出版,待到那班学生毕业,连书稿也不知哪里去了。

第二次访问是在1967年。那是在文化革命高潮之中,复旦学生在1966年11月份冲倒了复旦党委,杀向社会,校内一时间倒成了真空。我觉得浪费的时间已经太多,很想乘这段无人管理的时间来做些事情。当时别的业务工作都不能做,而鲁迅的书还可公开阅读,我以前研究过鲁迅,而且还参加过《鲁迅评传》的编写工作,就想乘此机会,重理旧业,自己来写一本《鲁迅传》。开始的工作是重读鲁迅著作及有关研究资料,同时再访问一些相关人士。当时,被打倒或被靠边的人很多,找他们并不难,记得访问过王尧山、施蛰存、许杰、徐中玉这些当事人和研究者,但他们当时都被打倒或靠边,没有兴趣谈学问,所以收获不大。只有姚蓬子,情况有些特别。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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