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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及其前景(三)

来源: 作者:孙君健 时间:2017-09-13 13:22:08 点击:

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和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澳国家发展战略与“海丝”倡议的对接因为具有深厚的基础、现实战略条件而得以不断推进,但也确实面临一些问题、遇到不少挑战。这就对中澳双方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要在对接推进的过程中加强协商、协调,进而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推动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

中澳发展战略对接的主要障碍来自澳方对中国发展模式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担忧,以及在此基础上滋生的两国间政治制度差异、经济发展落差等。这种单方的担忧和相互间的差异将在不同层面对中澳发展战略的对接造成困扰。其一是中澳对安全认知的差异及澳为寻求安全保障而独自采取的相应行动。中澳间政治互信目前仍显不足,这主要源于澳仍背负“冷战”思维遗产看待中国崛起,认为中国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而崛起这一事实,挑战了西方民主制度与利伯维尔场经济相结合的所谓国家治理完美模式的认知,并将中国合理的利益诉求与行动视为对既有秩序的破坏,甚至一度将“海丝”倡议视为对亚太海洋秩序的挑战。特恩布尔称,“我们的安全与繁荣、我们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以及我们地区内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的安全与繁荣是有赖于稳定、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而这要求和平解决争端,加强自由与开放的市场贸易”。  虽未明言,但其所谓的“秩序”是以美国主导制定的相应“规则”为基础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握着“秩序”的主导权及“规则”的解释权。基于此种认知,澳虽然在实际行动中分享中国崛起的经济收益,但在战略层面却避免对“一带一路”战略作出积极回应,并表现出对中国发展成就及未来规划的恐惧,而后据此做出政策应对,体现为国家政策、行动中的对华防范和牵制。如澳积极支持并配合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而推出的“重返亚太”以实现“再平衡”的政策;插手南海争端问题,牵制中国;推进日澳关系“同盟化”,迎合日本围堵中国的图谋等,这些都影响和妨碍了中澳互信关系的深化,对中澳发展战略的对接构成战略性障碍。

其二是澳政局动荡及反对党的抨击,这在特定阶段及某些领域使中澳发展战略的对接受到牵制或阻碍甚至可能出现倒退。澳政府实行联邦制,议会是最高决策机关,由众议院多数党或党派联盟组成,每届政府任期三年。较短的任期使得政府必须时常顾及选民支持率及反对党态度,而难以采取较大力度的措施推动国家战略的急速调整和转向,特别是在对华政策方面。中澳在国情、民情、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迥异及部分国家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宣传(如“中国威胁”论)不断泛起、发酵,妨碍了澳国民对中国崛起的正确理解和理性认知。中澳建交以来,澳政府对华政策是在不断调适中逐渐完善的,中澳关系随之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有时甚至因澳政府更迭而出现下降态势,如被视为“中国通”的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当言论、积极参与并推动美日澳三边安全关系互动和强化等行动给中澳关系发展造成困境;前总理吉拉德(Julia Eileen Gillard)则因同意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达尔文港受到批评,后为补齐短板而将中澳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其三是中澳因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层次等方面差异而实行不同的市场准入制度,这妨碍两国发展战略向深度和广度对接。澳是高度成熟、发达、开放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建构了一整套成熟、稳定的法律法规制度,并形成了相应的产业政策、引资政策、商务习俗及治理模式,市场准入标准与主流国际社会实现了全面对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新兴经济体,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领域内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管理及运行模式等尚在调整和完善之中。中澳在经济发展层次上的重大落差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差异,无疑制约了中澳发展战略对接的深度和广度。对澳而言,中澳自贸协定(简称FTA)2015年12月生效后,中国对澳资实行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中国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中的限制有所放松,但依然制约着中澳两国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 ,这是澳拓展中国市场的制度性瓶颈,澳希望中国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以提高透明度、开放性和效率。对中国而言,澳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对中国企业投资额度的限制,特别是对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误解、抵制甚至歧视,是中企入澳的最大制度性障碍,加上由此带来的文化及认知上的误解,都在阻碍中企扩大在澳经营的规模、领域。

当前,中澳关系正处于相对较好的发展阶段,中澳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提供了政治平台和推进的基础。随着中澳FTA生效后中澳经济联系的加强,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逐步增加节点并不断深化、拓展,这将进一步夯实中澳总体关系的基础,并带动双边政治安全关系的平衡发展。

中国积极推动中澳关系发展,并加强顶层设计,努力探索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的路径,这是中澳发展战略对接的政治保障。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外交新理念正在付诸实践,推动中国与各国建立合作共赢的建设性关系。这也充分体现在中国主动推进中澳关系的努力及其成果中。澳方在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的不当言行层引发中澳关系的紧张,中国对澳予以坚定回应,同时提出中澳关系的长远愿景,倡导双方“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宽阔的胸襟、更远大的抱负,加强对话交流,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携手共同实现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这底定了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大方向。

中国的发展成就是推进澳与“海丝”倡议对接的磁石。中澳FTA是典型的体现之一,是两国谋求发展对接并在此过程中相互借力、合作共赢的重要标志。阿博特称中澳FTA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协定”,“是两国人民友谊的里程碑,也标志着中澳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将为未来两国贸易和投资“更上一层楼”确立更加开放、便利和规范的制度安排,有力促进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全面、深入发展,为两国经济增长持续不断地提供强劲的动力。  特恩布尔则认为,中澳FTA为澳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将使两国命运、成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澳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并成为创始成员国,则是澳受到中国发展成就吸引的另一个典型案例。亚投行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举措之一,澳加入亚投行间接表明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肯定、支持和参与,“是含蓄地同意支持中国的地区愿景”。  对澳而言,“加入亚投行将使澳获得与邻邦及最大贸易伙伴合作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巨大机会” ,也是澳对其在未来地区秩序内地位的投资,将提升澳在地区秩序调整过程中的话语权。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继续、中国合作共赢理念在实践中的推进、中国发展成就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必将有更多国家实现与“带路”倡议的对接,这将有利提升澳与“海丝”倡议对接的认识与政策实践水平。

澳国家经济发展与保障安全的双重需求将推动澳探索本国发展战略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协调的路径、手段。“安全与繁荣”是澳政府谋求的发展目标。中国是澳最大的双向商品贸易伙伴、最大的服务业出口市场、最大海外留学生来源地,为保持澳经济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澳大利亚出口每收入3澳元,就有1澳元来自中国。”  中国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澳有史以来最大的、历时最久的“资源繁荣”。深化中澳关系、培育和构筑中澳互信直至谋求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符合澳的经济与安全利益。阿博特曾直言,其中国政策受“恐惧与贪婪”两种情绪驱动。  “贪婪”体现了澳国家利益中的经济利益,“恐惧”则表达的是在中国崛起背景下,澳对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担忧。但是,“如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已经没有清晰界限。维持、加强经济利益对安全至关重要,而安全对于经济发展举足轻重”。  对澳而言,调和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关系,“将其中国政策中的恐惧转化为务实的、现实的接触,并以持久的、互利的目标为导向指导其对华政策中的贪婪欲望”。  为此,特恩布尔坚定地声称,澳“是完全、绝对的独立国家,拥有完全独立的对外政策”, 澳“无需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澳“将在地区的国际事务中坚持其一贯的对外政策”,“完全尊重中国的主权”。  正因为如此,澳才积极务实地在经济上推动中澳FTA、加入亚投行,在安全层面推动中澳防务战略磋商、支持中国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和中美澳新联合军演、与中国军舰举行联合演练,但拒绝参与美国南海巡航等。这一切无疑有利于中澳关系的平衡发展及两国发展战略的协调和深广对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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