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观点 > 大洋广场 > 邓小平奠定的中国道路

邓小平奠定的中国道路

来源: 作者:陈向阳 时间:2018-06-20 12:09:05 点击:

1978年,过渡人物华国锋仍为党中央主席,但实际权力已经转移到邓小平手中。历史翻开了新篇章。

走哪条路?

可以说,1978比1949对于中国更加意义重大。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如果中国真的成为发达国家,甚至世界第一强国,那时追溯历史,就会更清楚:中国真正的成功之路起点是1978而非1949。

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是又一次农民起义的成功,又一次结束“乱世”进入一个“新朝代”。那时还没有走上我们今日所说的“中国道路”。

从政治体制上讲,无论1949年、1978年或是现在,中国都没有真正脱离两三千年的传统,即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体系。其核心本质就是绝对的政治权力垄断,不给任何政治反对派合法地位,扼杀任何异己的政治力量。尽管名称可以变换,比如“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或其它什么,但本质没变。

但是,1949年的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发生了大变革,开始仿效苏联那套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这在中国是完全陌生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因此走上了一条弯路、绝路。更由于毛泽东和其它原因饱尝了额外的苦头。

1978年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走到了绝路的尽头,开始寻找新路的历史关头。同时,此刻的中国又充满了希望。因为吃尽苦头才有了“痛改前非”的决心。那些曾经神圣的大人物和革命原则已经不再是不敢触碰的天条禁律。

当时,从权力核心到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其中的一个极端是“继承毛主席遗志”,还要在老路上走下去,代表就是华国锋的“凡是派”,到1978年终于被邓小平搞垮了。另一个极端则要求完全转向西方的民主制和自由经济。但这样的人并不多,主要在民间,这也注定他们成不了气候。

当年最普遍的想法是想回到比较温和理性的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回想着1964、1965年的情景,认为只要禁绝了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疯狂,情况就会好得多。

超越一切的邓小平

邓小平超越了所有的人。他不打算让任何条条框框束缚,只要能让中国经济更快发展,管他左啊右啊,管他姓资姓社,哪个方向都可以走,什么办法都可以拿来用。在摆脱束缚方面,他可算走到了极端:连共产党起家的原则也可以不管不顾了,就连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现在也可以不再算数,全都可以作废,甚至可以反过来干。

正如胡平指出过的:“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打倒的东西。”

确实如此,过去被共产党打倒的“地主老财资本家”如今又出现了。当然早换上了新的一茬儿,很多就是共产党员,而且也不像几十年前那么“老土”,现在都是光鲜的企业家了,叫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

这正是邓小平的厉害之处,连自己的过去都能否定,作180度转弯。

当年四人帮批判邓小平从来就不是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他必然要做“走资派”。这话也许不无道理,还可以作为又一种注解:邓小平不必180度转弯就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不过,这有点贬低邓小平了。什么走资派?就像不让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困住自己,他也不会让资本主义束缚手脚,任何主义都不是他的条条框框,都限制不了他。只要有效用,什么主义都可以抓过来用用。

也许邓小平应该算世界第一号的实用主义者。但这里不想讨论他到底该算什么分子什么主义。只有一点应该指出,他有很强的“中国心”,以强国作为奋斗目标。“落后就要挨打”是出自他内心的一句话。

克服重重困难

邓小平在摸索他的中国道路时克服了重重困难。

他只是最高领导人之一,远不像毛泽东那样有绝对权威。当时还有其他“大佬”,权威也不低(比如陈云),并且反对邓小平那样的180度转弯。就连很多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接受“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们毕竟已经被灌输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好”、“工农兵是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所以,仅仅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转变思想,邓小平和手下就费尽了心机,用了多种手法,简直就像张维迎编的一个寓言。这寓言叫“马变斑马”,大意如下:

“斑马干活比马强多了,但村里的人却认准了马,排斥斑马。于是村长半夜里悄悄把村里的一些马漆成一条条的,看似斑马。第二天村里人大怒:怎么换了斑马?再仔细看,原来还是马,只不过被画成斑马,于是消了气。这个把戏玩过几遭,弄得村上人麻痹了。于是村长悄悄地换上了几匹真的斑马。村里人没留意就用了,这一用才发现斑马确实比马强,于是慢慢不再反对把别的马也换成了斑马。这个村长就是邓小平。”

这是对邓小平手段的称赞型解说,还有不称赞的,比如“打左闪,往右拐”,“挂羊头,卖狗肉”。笔者还曾目瞪口呆地听过一位老干部破口大骂邓小平“搞复辟”,其中有一句:“就怪毛主席心软了,没整死这个邓矬子!”

反正邓小平大规模地改公有制为私有制,或者叫“资本主义取向的改革”,没有预先实话实说,而是先干起来再说。往轻了算这也叫“瞒天过海”。

邓小平用了收买手段应付那些反对“走回头路”,反对“回到解放前”的老干部。一是给他们“离休干部”的“保险卷”,保证终生不愁吃穿,还享受远超普通老百姓的住房和医疗待遇。二是放任高干子弟利用父母的关系和权势大捞好处。既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不“肥水先流自家田”呢?更何况“还是自己的子弟更可靠”。这里更有关键的一点:一旦高干子女们加入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潮流,也就瓦解了他们父母的反对。

借助六四闯过难关

提到邓小平,就绕不过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六四事件。

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因为六四而夭折,其中邓小平起了关键作用。六四事件和不久后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引起了中共党内的恐慌。本来就反对“朝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势力也借此掀起了反攻高潮,主张退回公有制计划经济,并部分关上国门。而邓小平既没有对这些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让步,也没有被六四时学生的激进表现吓得扭转原来的改革方向。

邓小平还借着威势趁机跨过了改革中的一道大难关,即所有制改革。

原来挂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下的大量资产需要在改革中“转移到企业家们个人名下”。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激起大规模反对,又不会造成生产经营上的混乱和困难?对此胡平做过精辟的分析:无论“还”(物归原主),“分”(公平分配给老百姓),或是“卖”(挂牌出售)都不行。

而六四镇压却提供了解决办法:白给白拿。既然已经开了枪,就再进一步:“持枪抢劫”,将名义上的全民和集体所有财产公然地转移给大大小小的企业事业领导和经营者。以国企股份制改革,国家单位公司化等各种方式化公为私。还有另立公司再搞“暗渡陈仓”式的财产转移。反正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相当部分的财产权则由原来模糊的“公有”、“全民所有”、“国有”、“集体所有”,转变为公司股份制或其它什么外衣下的实际私有、半私有。

这本来也是改革必须走的一步,但却是最难走的一步。邓小平借着威势走成功了。

邓小平构筑的条条框框

邓小平在改革中不让任何条条框框限制自己,但并非不遵守任何条条框框。他突破了旧的,摸索出了新的,不仅自己,也要别人遵守他的条条框框。

头一个是总目标:几十年、上百年努力的方向。邓小平的总目标一点都不宏伟壮丽,就是摆脱贫困富起来,几十年到小康,百十年到富裕。这里说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让一小撮人变成大富豪用不了几年。

至于毛泽东和共产党当年闹革命时许诺给老百姓的“共产主义天堂”则在邓小平的目标中消失了。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败和文革的灾难,邓小平早把它看透了:根本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当然,作为“招牌”“旗号”,也不能公开地撤下来,那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留在那呗,也许多少可以稳住一些头脑僵化的“老共产党”们。

如何实现总目标呢?当然是发展经济。邓小平确立了“经济是重中之重”的工作总方针。这一度被执行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就像一些学者指出的,政府几乎成了“超级大公司”,直接从事各种经济活动,这很难避免造成浪费低效、资源错配。

但是,从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工作第一”转向了经济第一,无论如何也是在变好。而且,“政府充当公司”后来逐渐得到了纠正,比如“界定政府职能”的措施如今仍在继续。

有人会说,什么经济第一?权力呢?那才是第一。确实,早有人指出,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中三个都是虚的,唯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实的、真的,是他的条条框框之一。

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共产党都是唯一能够保证中国社会安定的政治力量。而邓小平不止一次说过:如果社会陷入混乱,什么都干不了。这话可以听成为六四镇压开脱,但在一般意义上讲,又是无法否定的。

邓小平还立了一条规矩:不争论。就是把改革的理论问题放到一边,先干起来再说。为什么呢?主要就是胡平指出的那些根本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现在干吗又要搞私有制了?当年又为什么剥夺私人资本搞公有制呢?如果当年搞错了,那些被夺去的财产,甚至生命又怎么补偿?要是当年没错,凭什么今天又要“一夜回到解放前”呢?

总之,很多改革要做的事讲不清楚,或不能讲清楚。如果真讲清楚,就会有很大麻烦。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自己就面临困难选择:或者死不承认过去错了,还按照过去的样子干,改革就完了。或者承认过去做错了,大错180度。这样也不行,先不说是否追究错误的责任,首先当权者就威信扫地,哪还配继续当领导?

所以邓小平的解决办法就是:干脆“不争论!”、“向前看!”。就是不许算过去的旧账,只管现在怎么合适怎么干。这是邓小平划出的又一个框框。

当然,有些过去的错误不弥补一下也不行。比如,部分当年没收的私人房产和物品在“落实政策”的名义下退还了,尤其是原属于海外华侨、台胞,或知名的民主人士的。这对于吸引台资、侨资很重要,那可是改革初期的重要资源。

再比如给右派平反。当年邓小平本人就是“反右斗争的前台总指挥”,这次呢,除了极少的几个“定了铁案”的右派,其他数十万右派全部平反。至于当年的反右么,不认错,只承认“扩大化”。这也是“不能说清的事”,也要不争论!向前看!

给右派平反不能不做,反右伤害了太多的知识分子,而要把经济搞上去却不能不依靠科学技术,搞科学技术又不能不依靠知识分子。

科技和教育优先也是邓小平定下的框框。1977年恢复高考,将高等教育扳回正轨。加大科技投入,并以应用技术科学为主要投入方向。在基础学科,以少数力量“跟踪世界科学进展”。这是在经济实力还很薄弱时的权宜之计,也相当“实用主义”。

在外交上,邓小平定下了“要和美国搞好”的方针。他看准了,那些“和美国搞好的国家经济都搞好了”。也许并不全是这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和美国“搞坏”的国家经济都上不去。邓小平还亲自去了趟美国,努力去“搞好”。

此外还有“韬光养晦”,别招摇,少出头,免招不必要的麻烦。还有“决不当头”,就是别在什么第三世界、小国穷国中拉帮结伙作老大。那不光树大招风,还要掏银子笼络小兄弟们。

邓小平的建树还有一些,但仅是上面几条就已经从根本上扭转了毛泽东的“中国道路”。

邓小平的那些做法、策略方针,在相当程度上就像他自己所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尝试性的,边干边看边总结边修改。

而中国几十年来变富变强的速度之快不仅被世界称为奇迹,恐怕邓小平自己当年也没料到。他那时预想的翻一番、翻两番、变小康的时间表,后来都超前实现了。

所谓奇迹就是用常理难以解释的事情。而此处的“常理”主要就是西方从已有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学说、规律。而邓小平的中国道路却是一条“新路”,似中似西,非中非西,简直有点“四不像”,而且还长久地不被西方看好。

但是,经济奇迹就是这“四不像”创造的。这是怎么回事?实在需要解译一番。(本文略有删减)

请看系列文章的下一篇《中国道路:混血优势?》

相关阅读:

评论信息

最多输入150字
验证码
条记录 /页  首页   尾页  

最受欢迎文章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