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光”是历史的积淀，也是当下的活力；是民族的精魂，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以无形之力塑造社会，照亮前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养天地正气极风云壮观——中央文史馆馆员侯德昌教授赠书张国臣

因果定律，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普遍遵循的客观规律。无论是物理现象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精准呼应，生物进化里“基因遗传与环境适应的”辩证统一，还是社会现象中“行为与后果”的必然关联，皆印证着“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的恒定法则。

1987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中国艺术之最》。该书涵盖音乐、舞蹈、戏曲、电影、电视、杂技、陶瓷、工艺、雕刻、绘画、壁画、版画、书法、摄影等众多艺术门类。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本兼具爱国主义教育与历史唯物主义启蒙价值的佳作，字里行间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璀璨之光。

那么，《中国艺术之最》是如何诞生的呢？

湖北省荆州地委秘书长王登昆（1982年）

一、光之源：舅父王登昆的信仰坚守与家风传承

1984年3月2日，嵩山南麓仍浸在料峭春寒里。风从颍河上游卷来，掠过宣化镇王村村的街巷，穿入院中，老槐树的枯枝在风中呜呜作响，如低低的呜咽。

我跪在母亲灵前，泪水模糊了视线，连纸钱的灰烬都变得朦胧。年仅60岁的母亲王秋娥躺在棺中，面容安详如熟睡。可她再也不会醒来，再也不会在晨光中为我熬小米粥，再也不会在油灯下缝补我磨破的衣襟……

“国臣，节哀！”

一只温暖厚实的手按在我颤抖的肩上。我抬头，看见舅父王登昆立在逆光中。62岁的他，腰杆依旧笔直，可那双历经战火风霜的眼睛，此刻蓄满泪水。他凝视着妹妹的遗容，想起自己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抗击日寇侵略，母亲和妹妹遭到敌寇追杀，多年乞讨流浪的往事，嘴唇微颤，最终深深鞠躬，手中三炷香的青烟笔直升起，如他一生坚守的信仰。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是我第一次见舅父落泪，身边的人都为我舅父的有情有义而动容。作为老百姓眼中的“大官”，我舅父每次回登封，都尽量多看望一些老亲戚、老朋友、老战友。他说：“共产党的干部爱人民是天职，而家人、亲朋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啊，我们应该把温暖和深情，同样传递给他们……”

葬礼后的黄昏，我陪着他走在宣化镇白沙湖的岸边。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条伸向过往的路。舅父忽然停下，望向北方——荟萃山大冶镇的方向。

“你母亲走时，没受苦吧？”他声音沙哑。

“没有，睡梦中去的。”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道，目光却似穿透时。

“我们这代人，从战火里爬出来，能看着你们长大成人，已是万幸。”

八路军老战友（左起陈端、温敏、刘焕英、王登昆）情深似海（1984年）

河风吹起他灰白的头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生命中所有光的源头，都来自眼前这个人。

舅父王登昆，1922年12月29日出生于嵩山南麓登封县告成南烟庄，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嵩山地区早期党员之一，曾任登封县抗日政府三区区长。民间流传着许多他爱国爱民的动人故事……

（一）烽火砺志：大冶镇的火药与信仰之光

1945年7月，豫西大地被烈日炙烤得发烫，黄土干裂，泛着刺眼的白，空气中弥漫着灼人的干燥热浪，连风都带着火星般的燥热。

马峪川三区抗日区政府的土坯院里，是年29岁的皮定均司令员正来回踱步，神情凝重。一张地图平铺在石磨盘上，铅笔圈出的大冶镇，像一颗刺眼的黑点，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登昆同志，坐。”

皮司令抬头看见我的舅父王登昆——时年23岁的三区区长，晒得黝黑，粗布衣上还沾着麦秸。他招招手，递过半个西瓜，笑着说：“尝尝，你们三区的瓜，甜得很。”

舅父接过，却没吃。他太了解皮司令了：这位以果敢著称的指挥员，越是战前表现轻松，任务往往越艰巨。

1945年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皮定均

果然，皮司令用铅笔敲敲地图：“大冶，在你们三区。必须拔掉。国民党的党部书记驻在此，借‘曲线救国’之名与日伪勾结，寨里有四百多武装、三挺机枪。硬攻，伤亡太大。”

他转身，目光如炬：“登昆，我给你三天。五百斤火药，能不能搞到？”

五百斤！舅父心里一震。当时八路军弹药紧缺，土制火药是攻城关键。可三区刚经历麦收保卫战，库存只剩几十斤。

蝉鸣刺耳，时间在寂静中流逝，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重。

“能！”舅父听见自己的声音，坚定得让他自己都惊讶，“群众家有打猎用的火药，过年放鞭炮也有存货。我们按价收，用小麦换。我再向四区、五区求援，白沙区有鞭炮作坊。”

皮司令笑了，笑容里藏着赞赏，更有沉甸甸的信任：“好！你王登昆说能，我就信。去吧，时间就是胜利。”

当晚，三区十几个村的民兵队长被紧急召集。豆大的油灯光摇曳不定，映照着一张张质朴而坚毅的脸庞。舅父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掷地有声：

“乡亲们，打大冶，是为了将来咱们能吃上安稳饭。皮司令需要火药，半两不嫌少，一斤不嫌多。按市价给钱，给粮食也行。但有一条——绝不强迫，全凭自愿。”

沉默。有人磕了磕旱烟袋。

“俺家有三斤，”洼子村王老汉第一个开口，“年前打野猪剩的。不要钱，打反动派，俺出！”

“俺家有八两！”

“俺有一斤半！”

“俺回去挨家挨户收！”

声音如潮涌起。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或许不懂太多革命道理，但他们知道谁是为他们打仗的队伍。

1945年登封县抗日政府三区区长王登昆

接下来三天，舅父几乎没合眼。他骑着瘦马，奔走在崎岖山路上。汗水一次次湿透衣衫，风干后结出霜白的盐迹；唇上皲裂的血痕，如大地上无声的沟壑。每到一村，他都亲自过秤、记账、打收条。有个寡妇拿出一个小布包，里面只有二两火药，却裹了三层油纸——那是她丈夫生前最后的存货。

“区长，这些……够不？”她怯生生地问，眼里满是忐忑与期待。

“够！太够了！”舅父眼眶发热，“每一两，都是砸向敌人的铁拳，都是咱们老百姓盼太平的心意。”

第四天黎明，舅父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区部，被眼前景象震撼了：院子里、屋檐下，甚至门外路上，堆满了布袋、瓦罐、木箱。火药特有的硫磺味弥漫在晨雾里。

会计激动地递上账本：“区长，五百一十七斤！还有老百姓陆续往这送呢。”

进攻前夜，大冶镇东北的深沟中，一百多名矿工出身的农民在黑暗中挥镐。他们曾是伪县长煤矿里的“煤黑子”，如今要为解放家乡挖出一条通向胜利的通道。地道仅半人高，闷热缺氧。有人中暑昏倒，被同伴拖出去，立刻有人补上。没有报酬，只有一句话：“打下大冶，家家能分地，人人能过好日子。”

嵩山日出（黄建松摄）

与此同时，一口沉重的柏木棺材被悄悄运到前线。那是从地主家征用的寿材，此刻将被赋予新使命。

舅父亲自监督装药。黑灰色的火药被小心倒入棺材，混合碎铁片、瓷渣。技术兵埋设导火索时，手稳如绣花。

皮定均司令来了。他弯腰钻进低矮的地道，用手电仔细检查每个环节。在棺材前，他沉默良久，忽然回头问舅父：“登昆，怕吗？”

“有司令在，有乡亲们在，不怕！”

“好。”皮司令拍拍他的肩，“等胜利了，我亲自请你喝庆功酒。”

凌晨四点，万籁俱寂。

导火索被点燃，滋滋的火花像闪电般窜入漆黑的夜色中。所有人屏住呼吸，捂住耳朵，目光紧盯着寨墙的方向。

张国臣登封一中毕业看望舅父，听他讲嵩山革命斗争故事（1973年1月）

“轰——！！！”

那不是一声普通的爆炸，是天崩地裂的怒吼！大地剧颤，浓烟裹挟砖石泥土冲上七八丈高的夜空。寨墙上正在巡逻的敌人，瞬间被吞噬在火光与烟尘之中，爆炸点附近的守军，也被震得七窍流血，失去了抵抗能力。

缺口炸开了——足有两丈宽。

“冲啊——！！”

冲锋号撕裂黎明。八路军战士潮水般呐喊着，如决堤洪水涌进寨内。顽军还未从震惊中清醒，刺刀已抵住胸口。

战斗两小时宣告结束。毙敌四百余人，俘虏五百余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崔鼎甫被击毙，特务头子刘光华侥幸逃脱，但登封反动统治的根基已被摧毁。

庆功会上，皮定均司令员举起粗瓷碗，对舅父说：“登昆，这碗酒，敬你，更敬三区的父老乡亲。什么是人民战争？这就是——人民用自家过年的火药，炸开了属于自己的生路！”

舅父一饮而尽。烈酒灼喉，他却尝到了前所未有的甘甜。那一刻他明白：信仰从不是虚无的口号，而是乡亲们交出火药时颤抖却坚定的手，是矿工们挖地道时滚落的滚烫汗珠，是那口承载着人民期望的棺材，在黑暗中爆发出的照亮胜利之路的惊天光芒。

了解过去，不仅是为了读懂当下、锚定未来，更是为了从岁月深处汲取前行的底气与方向。知晓舅父的成长历程，聆听他的英雄往事，我心中充满由衷的敬仰与深切的爱戴。也正因此，我对战争、革命、荣誉这些词汇，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英雄始于胆识与拼搏，荣光背后是付出与鲜血，胜利凭拼搏赢得，鲜花以汗水浇灌。

（二）公仆本色：荆楚大地的温暖足印

时间跳转到1959年。湖北荆门的冬日，江汉平原的寒风裹挟着刺骨的湿冷，如针般钻进骨髓。

新中国成立后，舅父王登昆曾任湖北省委《七一》杂志编辑部主任，现在已是中共荆门县委书记。这一天，他正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泥泞的乡路上。

秘书小刘提着马灯跟在后面，忍不住劝：“王书记，天太晚了，明天再去吧？”

“明天？”舅父头也不回，语气坚定地反问道，“老百姓的房顶今晚漏雨，能等到明天吗？”

他们要去的是最偏远的柳湾村。有群众来信反映，村里唯一通往集市的木桥垮了三个月，迟迟没修，老人看病、孩子上学都得蹚冷水。

天黑透时，他们终于赶到。村支书慌慌张张迎出来：“王书记，您怎么不通知一声……”

“通知了，你们不就提前把桥修好了？”舅父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径直走向河边。借着小刘手中手电的光线，他看清了那所谓的“桥”——不过是几根朽烂的木头搭在石头上，一端早已塌入水中，摇摇欲坠，根本无法通行。

他沉默站了很久。寒风吹起他他洗得发白的棉袄下摆。

“老李，”他转向村支书，“我记得县里两个月前拨了修桥专款。”

村支书额头冒汗：“是、是拨了……可、可村里想先修大队部的仓库……”

“胡闹！”一向温和的舅父陡然提高了声调，语气中满是痛心与斥责，“仓库能缓，老百姓过河的事能缓吗？孩子们天天蹚着冷水上学，冻出病根怎么办？老人踩着朽木过河，摔出意外怎么办？！”

他的声音在夜风中回荡，惊起了树梢上栖息的寒鸦，扑棱棱地飞向夜空。

那晚，舅父住在五保户陈大爷家。土炕冰冷刺骨，他和衣而卧，听老人讲村里的难处。天刚亮，他就立刻召集全村开会，当场决定：第一，三天内简易桥必须通行；第二，县里再拨一笔款，开春建石拱桥；第三，修桥期间，由村干部轮流背老人孩子过河。

舅父王登昆、舅母刘焕英全家合影（1983年）

“共产党的干部，”他站在磨盘上，呵出的白气在晨光中消散，“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路不通，我们开；桥断了，我们修。老百姓的脚踩在哪里，我们的心就要贴到哪里。”

半个月后，简易桥顺利通行。通车那天，舅父又来了，亲自推着第一辆装满农具的板车，稳稳当当地走过了新桥。七十岁的陈大爷握着他的手老泪纵横：“王书记，这桥修到我们心坎里了啊！”

（三）尺素传暖：汇款单里的助学深情与期许

1978年，我以登封“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河南大学。次年，弟弟张国典也考上大学。这是王村村多年未有的喜事，也是沉重负担——两个大学生的生活费，对这个农家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

9月的一天，邮递员在河南大学中文系邮箱边高喊：“张国臣，汇款单！荆州来的！”

我飞奔而去。绿色汇款单上，熟悉的字迹工整有力：

“张国臣收。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舅父王登昆。”

每月15日，那纸绿色的汇款单总会如期而至，仿佛一只衔着温暖的信鸽，从未在风雨中失约。20元——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一个地委秘书长月工资的五分之一。

母亲告诉我：“你舅父写信说了，他和舅妈把烟戒了，晚饭只喝粥配咸菜。他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1980年暑假，我第一次去荆州看望舅父。想象中的地委组织部部长住所，该是窗明几净、陈设周全。可推开斑驳木门，我愣住了：水泥地、白灰墙，家具都是六十年代的旧物。最值钱的是一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机，天线用易拉罐改造过。

姥姥李太君（1973年）

舅父却精神矍铄。晚饭果然如母亲所说那般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咸菜，馒头稀饭。他把自己碗里仅有的几片腊肉夹给我：“长身体，多吃点！”

那夜，我们促膝长谈。他从床底拖出一只铁皮箱，里面整齐码放着笔记本、地图、照片。油灯下，他一张张讲解：这是皮司令在登封的指挥部，这是大冶战斗后的废墟，这是他在柘城土改时的工作照，那会儿老百姓分到土地，别提多高兴了……

“国臣啊，”他的眼睛在灯光下格外明亮，“你们赶上好时候了。国家需要人才，你们要学真本事。但记住，读书不是为了当官发财，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他特别叮嘱：“毕业分配时，不许托关系，不许挑地方。组织安排去哪里，就去哪里。越是艰苦，越能锻炼人。”

1982年毕业季，当同学们为留在大城市各显神通时，我和弟弟都默默填下“服从组织分配”。我被分到河南大学校报编辑部，弟弟去了登封县医院。没有怨言，因为舅父的信就在枕边：“好钢用在刀刃上，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

湖北省荆州地委组织部部长王登昆（1980年）

（四）家风如炬：十六字箴言照见前行之路

母亲去世后的那个冬天，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期。悲痛、迷茫、对未来的不确定，如浓雾包裹着我。

这时，舅父的信到了。厚厚的信封，熟悉的字迹。拆开，第一句就让我坐直了身体：

“国臣吾甥：你母病逝，痛彻心扉。然逝者已矣，生者当强。你已入党，当知‘党员’二字，千钧之重……”

信很长，足足八页。他从登封的烽火岁月，讲到荆门的民生琐事；从皮定均司令的言传身教，讲到普通农民的质朴善良。但核心只有十六个字，他用毛笔特意加大：

“勤奋读书、诚信实干、仁善俭朴、修身厚德”

他在信中解释：

勤奋读书：一日不学，思想生锈；一日不读，视野如豆。

诚信实干：言出必行，行必有果；不搞虚的，不玩花的。

仁善俭朴：对群众要仁，对同志要善；生活要俭，作风要朴。

修身厚德：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厚德载物，方能行远。

信的末尾，他写道：

张国臣、张国典看望舅父和荆州地委组织部领导合影（1995年）

“国臣，你是嵩山的儿子，是共产党员。这三重身份，是你的根、你的魂、你的责。官可以不当，人不能不做；利可以不谋，德不能不修。切记，切记！”

这封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水打湿信纸，模糊了墨迹，但那十六个字，却如烙铁般烫进我心里，成为我一生的行为准则。

家风如薪火绵延，我也从家风的受教者，渐渐成长为这份精神的践行者。

1985年，我被任命为《河南大学报》编辑部主任，副处级。喜讯传来，我第一个想到给舅父打电话。

电话那头，他沉默片刻，说：“国臣，权力是人民给的，不是炫耀的资本。要感恩，要敬畏！”

不久，我收到专著《嵩山》600多元稿费——在当时是笔巨款。同事说该庆祝，该置办家当。我却想起舅父“仁善俭朴”的教诲，心中已有了打算。

我把钱分成三份：

第一份，买上好的茶叶、点心，拜访曾经指导我的老教授。在王老师家，他推辞不收，我说：“老师，没有您逐字修改，就没有这本书。这是学生的心意，更是对知识的尊重。”

第二份，一位同事的父亲病逝，家境困难。我包了100元，悄悄塞给他妻子。她泪如雨下：“国臣，这怎么好意思……”我说：“同事是兄弟，兄弟有难，该帮。”

舅父王登昆浴血战斗过的地方——登封宣化镇白沙湖今貌

第三份，岳母来河大说，她登封家里修房急需用钱。我把剩下的稿费全数奉上。妻子感动又心疼：“咱们自己也不宽裕……”我笑道：“钱花了再挣，亲情伤了难补。”

这些事，我从未主动提起。直到多年后，舅父从别人口中听闻，写信给我：“国臣，你做得好。钱是流水，转瞬即逝，情是磐石，历久弥坚。守住本心，方得始终。”

在舅父的言传身教下，弟弟张国典后来也成为优秀医师，任登封县人民医院院长。我们兄弟二人在各自领域兢兢业业，多次获得表彰。但最让我们自豪的，不是奖状证书，而是群众那句朴实的评价：“张家出来的人，实在，靠谱！”

（五）精神永续：跨越时空的信仰之光不灭

1993年秋，我陪舅父重访登封大冶镇。昔日的战场，已变成万亩良田，麦苗青青，一望无际。

71岁的舅父站在当年炸开的寨墙遗址上，久久不语。风吹着他稀疏的白发，阳光给他镀上一层金边。

“国臣，”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你看这土地，能长出粮食，能盖起新房，孩子们能安心上学。这，就是我们当年拼命的理由。”

他转过身，目光深邃如古井：“我这一生，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只有几句话，几个故事。但这些东西，比金银更宝贵。因为它们能传下去，一代，又一代，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一路上，我们畅谈良久。那时，我已在郑州市委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舅父为我的成长深感欣慰，同时也对我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转过头，语重心长地与我谈起为政之道：“政治成熟，方能行‘稳’；理论成熟，方能致‘远’；思想成熟，方能持‘中’；业务成熟，方能立‘高’。”数十年来，我始终牢记舅父的教诲，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以实绩与品行回报他的殷殷期望。

张国臣陪舅父王登昆考察嵩山登封革命老区留影（1993年）

夕阳西下，我们的影子再次被拉长。但这一次，我清晰地看见：我的影子紧跟着他的影子，如小溪追随大河，如星光追随明月，坚定不移。

舅父王登昆于1996年9月18日因病在湖北荆州安然离世，享年74岁。他幼年失父，勤奋读书，17岁参加革命，抗击日寇侵略；解放战争中随部队南下，参加“中原突围”，在湖北地区坚持斗争，而登封全家却遭国民党反动派围查残杀。其母李太君为逃避捕杀，先逃至禹县观音寺念佛，又随难民到豫东乞讨，流浪度日……舅父一生坚定信仰，忠于党、忠于人民，淡泊名利，忠厚善良，乐于助人，刚正清廉，深受群众爱戴。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含泪完成他的“口述党史”遗愿，整理出版他在登封加入地下党、参加抗日斗争及中原突围的回忆录《嵩岳烽火》，并赋诗《王登昆》，沉痛悼念，告慰先人：

少年失怙读书苦，心向马列六十秋。

投笔从戎学武穆，舍家保国驱倭仇。

汗流血溅荆江水，墨染笔耕黄鹤楼。

清廉一生唯谨慎，嵩岳无言景更幽。

舅父在荆州的葬礼严肃简朴，如其一生。没有挽联如海，没有花圈成山。但自发前来送行的群众，从灵堂一直排到街尾。他们中，有他修桥铺路受益的农民，有他资助上学的学生后代，有听他革命故事长大的青年，还有与他并肩作战过的老战友……。

依舅父遗嘱，落叶归根，他最终归葬于曾浴血战斗过的中岳嵩山。下葬那日，嵩山晴空万里。当第一锹黄土落下，覆盖在棺木上时，我忽然听见人群中有人低声哼唱，接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其中——那是抗战时期流行于豫西的《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歌声由低而高，最终汇成磅礴合唱，在山谷间回荡，仿佛当年那些交出火药的乡亲、挖地道的矿工、冲锋的战士，都回来了，都在为这位可敬的老人送行，都在传唱着这首不朽的战歌。

我泪流满面，却不再悲伤。

张国臣与至亲到嵩山为舅父王登昆逝世10年扫墓，随后于少林寺合影留念（2006年9月16日）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光，不会熄灭。它从烽火连天的年代一路传来，经过舅父的手，照亮了我前行的路。而今，这光在我心中，在我笔尖，在我每一个选择里。我要把它写下来，讲出去，让更多人看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这样一群人，用信仰、善良与风骨，点燃了永不熄灭的光源。

而这光，必将穿越时空，照亮一代又一代人前行的路。

2026年2月3日定稿于绿城“求阙斋”

张国臣，博士，生于中岳嵩山南麓的登封宣化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大学武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登封一中1973届校友，1977年以全县第一名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南大学报》编辑部主任、郑州晚报社社长、郑州市委办公室主任、河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省检察官文联主席，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是中共河南省八届、九届省委委员，省十一届、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创新，陆续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国家级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撰写10集《嵩山》文学脚本，中央电视台拍摄连播；出版“嵩山的流泉”丛书和《嵩岳烽火》等文化专著40余部；开创“中国少林文化学”，作品获郑州市政府“发展旅游特别贡献奖”“中南18省优秀图书奖”“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优秀奖”；出版《中国检察文化发展暨管理模式研究》等法学著作6部，连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亚洲财富论坛第四届（中国）年会授予其“亚洲影响力人物”称号。